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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论语力

作者：于丹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05-01

ISBN：9787802286757

第1卷　《论语》出笼花絮

第1章　合作之春

2007年5月10日，于丹结束了世界孔子学院京都高峰论坛的演讲，我请她乘新干线来到东京。在皇宫护城河边，于丹和我一边摄影，一边展开了交流。

于丹问：“大哥，你的博士论文是什么内容呀？”

我回答说：“我在日本上智大学新闻专业的博士论文为《论语、孔子与大众传播》。”

于丹高兴地说：“好啊，大哥，你创出《论语》大众传播理论，我是《论语》普及的实践者。”

我回答：“不敢，不敢！作为孔家后人，我想跟您合作搞《论语》，先把在日本畅销的中、英、日三种语言对译的《论语》在国内出版，咱们共同合作可以吗？”

于丹笑答：“好啊！”

我说：“我想请你来加工润色中文，我来整理日语，让日本儒商北尾来校对英文。”

于丹说：“那好，我们完成之后，再请中华书局的老编辑来润色加工，那不就出来了吗？”

在中华书局李岩社长和顾青副总编辑的关照下，得以编辑出版，并将在胡锦涛主席访日时赴早稻田大学演讲之后，由山东旅游局赠送给早大孔子学院。

自去年2月起我就开始翻译于丹的《〈论语〉心得》，其实越容易的东西越难翻，越通俗的文章越难译，把口语体的于丹讲演译给日本人，既要贴切又得入目，让人回味无穷、感悟更深，这是我迟迟不能交稿的最大原因。费时近一年，辗转经五六位专家更正修改，最后，12月进印厂印刷出版。

12月19日，我陪荒井议员访问山东时，讲谈社来电：“封面书名已定，使用日本最流行的一个词‘超’……”因我的日本手机在中国不能用，日方无法联系上，于是我擅自决定以“超论语”为书名，并解释“心得”一词，中日文意思有差别，请于丹教授给予许可和谅解。

待我传达给于丹教授，于丹大吃一惊：“不行啊，大哥，你要折杀我！快改，我不管日本人解释什么是特别论语的意思，我通不过！”

一听到此，又问出版社，封面已印一半，无法改变。

不行，事关重大，我与荒井先生商量对策，最后两人异口同声：“论语力”，论语就是力量，也是人们的指导力，攻心力。一拍即合，我便通知日本讲谈社改好，又告于丹得到认可。

荒井回日本后，即邀请于丹今年1月访日，我亲自到北京日本大使馆给小松总领事递上所有资料，一路绿灯，于丹一行三人顺利成行。

其实，于丹教授此次东瀛之行的最大“亮点”，当属在早稻田大学的演讲，这个公开对社会开放的演讲，只有来访的元首级人物才有资格。正是于丹的《论语力》轰动了整个早稻田大学，校方才特别安排她为孔子学院开院做纪念讲演。第二是1月30日受到日本首相福田康夫的接见。称其为“亮点”，不在于福田康夫官居首相之位，而在于上任不久就前去访问中国曲阜的这位首相对中国古典文化的欣赏和认同，并对于丹倍加赞美和尊敬。

福田非常诚恳地对于丹教授说：“像我这样年纪的日本人，大都熟悉《论语》中的许多内容，我们小时候都学过《论语》。《论语》无论对于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来说，在当前都非常需要，希望您今后经常来日本交流。”

第2章　佐佐木点火

1月30日，于丹对福田首相说：“在秋田的乡间我遇到了教过40年《论语》的老师，接触到两个女孩子，她们说在中学就学过《论语》。又见到一位眼科医院的院长，他拿出自己收藏的《论语》，是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一直保存着，让我好感动。”

为于丹点起“秋田热”之火的佐佐木先生这样写道：“于丹教授在日本的秋田‘论语讲堂’上，确实让我们日本听众大开眼界。亲眼目睹年轻美貌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的风采，听众们课后都纷纷表示仿佛是在听天降仙女的特别授课，但现实却又让他们真正体验到听于教授讲解东方先哲思想如同醍醐灌顶。”

授课期间，每当看到于丹教授写在黑板上的白色粉笔字将要被擦掉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由得想到“啊，太可惜了！应该让于丹教授写在纸上才对的……”我则想到了：“应该出一本于丹访日文集，留传百年，也许价值更大。”

于丹教授的话通过孔健先生的翻译，得以忠实地转达，虽然在其语言深处还暗示着更深的含义，但仍然有着一种直击我们的心灵的力量。这就是于丹教授的《论语力》！因此，我们决定为于丹在秋田百年老校的泻分校那里专门开设《于丹论语学堂》。

日本秋田商工进出口协会的佐佐木会长拿着他连夜赶写的“于丹秋田行感想”对我说：“孔先生，拜托了！一定要为于丹出一本访日纪念专集！”

佐佐木正先生在给于丹的信中写道：“您来访秋田，是我们最大的荣幸，我代表秋田人写下了您访问秋田时那感人的情景，并将收入《于丹扶桑行》一书出版，希望通过这本书您来扩展日中友好之路，让更多的中国朋友来访问秋田，让我们今秋在日本见，秋田人等着您来教给我们《论语》、《庄子》、《昆曲》……”

第3章　讲座后的呼声

于丹教授在日本幸福科学讲堂举办《论语》讲座时，一个两层楼的讲堂竟然挤满了听众。南到冲绳，北至北海道，他们当中有乘新干线而来的，甚至有坐飞机来的，为的就是来聆听于丹教授的《论语》心得，因为用他们的话来说，于丹教授的讲座不啻于是治病疗伤的仙丹妙药。

除了听众之多出乎于丹教授意料之外，还有让她感到惊讶的事情，那就是她在讲台上用繁体汉字书写的讲义，台下听众都能看懂，都在同步做着笔记。

于丹向福田首相这样描绘当时演讲的情景：“我昨天晚上在幸福科学会堂讲演，从全国各地来了近千人。礼堂的上下两层，都坐满了人。我在黑板上写着，讲着《论语》，大家都聚精会神，听得非常认真。我就和在中国讲课一样的，让我非常感动。”

于丹教授讲了一小时之后，由我接着讲述了“于丹造就论语力”，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兴奋不已。等演讲结束后，一查收回的听后感想调查表竟有七八百张，真是出乎意料。

幸福科学出版社《心学》杂志的编辑里村会后与于丹进行交流，转达了大家的心愿：“祝贺于丹火到日本！”“我们希望出版于丹和孔健的讲演文集，以便我们去时常阅读，指导我们的幸福人生。”并提出要把讲演的盛况登在杂志上，于丹愉快地答应了，还认真地说：“一定给我这具有历史纪念性的录像资料，我要好好保存！”

于丹教授在会后曾兴奋地与我沟通，看到如此火爆场面和众多热心“粉丝”，她讲到不仅要在日本推出她的《〈论语〉心得》，还要推出《庄子》、《昆曲》，并计划在日本推出日本人喜爱的唐诗宋词等中国古典文化，为弘扬孔子思想和中国文化腾飞扶桑而努力……

第4章　“女孔子”在日本

2007年5月，于丹访问日本之时，日本新党主席、国会参议院议员荒井广幸先生曾在东京招待她，交谈之中，荒井转达了前任首相安倍的问候和希望得到《〈论语〉心得》的意愿。新华社记者郭一娜采访了荒井广幸，报道了“女孔子”于丹的《〈论语〉心得》火烧日本的实情。在此之后引发了中国的网民的许多议论……

对于这些议论，荒井先生感到不解：为什么说安倍不懂《论语》，也不会去向于丹索要《〈论语〉心得》呢？为何在日本人看来是人之常情的往来，却换来如此一片质疑声呢？

于是，去年荒井先生作为福田首相的访问了山东的“先遣组”，先后访问了北京、山东。他策划提议了首相访问曲阜拜谒孔庙等活动。回到日本后，荒井推荐早稻田大学为福田首相在访华前专门开办关于《论语与中国》讲座。

荒井先生与日中经济新闻社、中国巨龙新闻社共同向于丹发出正式邀请，请她到日本访问。一为纪念于丹《〈论语〉心得》日文版的出版发行；二是到日本早稻田大学讲演；同时还策划福田首相接见于丹。

1月30日，在日本近百家媒体和中国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众多记者的簇拥下，福田首相在首相官邸接见了于丹和我，当时有荒井议员和我国驻日大使馆孔铉佑公使出席。经过热播福田首相与于丹畅谈《论语》的消息后，中日间又掀起了新一轮的“论语热”。

福田首相看到于丹的到来，在日中间引起如此大的反响，为此，专门指示秘书与荒井议员一起收集中日有关报道和媒体材料，派人跑到北京，取播放的福田首相会见于丹的录像，以《于丹扶桑行》为题，拟编辑成册作为纪念。一来作为中日间友好交流的礼品赠送，二来作为永恒的中日孔子文化交流的纪念，以《论语力》来强化日中友好，迎接“奥运”的召开。

同时山东省旅游局和我也在策划奔波，为庆祝胡锦涛主席访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将高2.08米的孔子像和这本《论语力》作为国家的礼物赠送给早稻田大学。并为祝贺胡主席访日成功之时，六月中旬由山东省派二百人的孔子乐舞团访日，拟邀请福田首相在东京孔子庙共同祭孔。

第5章　荒井的于丹情

4月20日在中国（潍坊）滨海中日韩合作论坛上，荒井用影视片的形式介绍了于丹访日和福田接见的情景，并宣布为保证奥运圣火在日本传递，为迎接胡锦涛访日，将出版《于丹扶桑行专集》分发给日本人。

荒井讲了一段他的“于丹情”，他说：“按风水来讲，我是井有水，于丹是鱼，鱼离不开水，我和于丹永远在一起，增进日中友好与交流。”在与于丹分别的晚上，索尼公司的代表和许多日本人来欢送于丹，荒井预备了两张书法用纸板，请在场的人签名并写下自己的《论语》心得，最后由于丹、我、荒井、佐佐木在两块纸板拼缝处签上字，这意味着日中永远友好，并将所拍这两张纸板的照片收入纪念文集，而真实的两张纸板则由中日双方各执一块，或许十年、二十年后再拼接到一起，又会“温故创新”，再创一段日中友好的佳话……

第6章　孔子文化之旅

4月21日，我率日本孔子文化之旅代表团一行三十人访问了济南、曲阜、日照。

在曲阜，由朱庆安书记精心安排，刘续兵副局长让孔子乐舞队为我们代表团开道，在孔子墓前举行了祭奠仪式。随后，大家又来到孔林滕阳户墓地，为我祖父和父亲祭祀，我捧上这本我翻译的《论语力》献在祖坟上。我的导师、曲阜师范大学的骆承烈教授特地赶来，当场即兴赋诗朗诵：

中华文明薪火传承孝亲敬老万古民风；

孔氏家族圣裔儒宗诗礼世家四书传颂；

孔公繁宗战舰增荣忠心报国军旗永红；

教子有方祥林祥冬勇闯天下名扬东瀛；

尽心传播孔子文化著书立说新闻巨龙；

不忘祖德谨遵父情心系曲阜归葬祖茔；

政府使馆鲜花赠送孔林增辉礼敬为生；

入土为安戊子清明子孙心宁孔学永承。

在孔庙杏坛树下，我领着代表团成员读着《论语》，回想当年我的祖先如何在此教授三千弟子……

此时，我仿佛听见祖先在讲：“于丹这丫头真伟大！竟把孔家两千多年的香火点旺，把《论语》和国学复活，时代大不同，唯于丹多多敬也……”

第7章　奥运“圣火”与樱花辉映

4月26日傍晚，荒井议员从新干线上打来电话：“孔健先生，今天长野‘奥运圣火’传递圆满成功，快向于丹教授汇报，告诉这位北京主会场的圣火传递者。”

荒井先生讲述：26日早晨，北京奥运火炬接力在长野开始传递，满面笑容的火炬手两侧由身穿蓝色运动服的中日工作人员护跑。沿途基本上被挥舞五星红旗的中国留学生的“中国加油”的呼声淹没。8点45分左右，当艺人荻本钦一向沿途观众挥手经过长野车站时，热烈的气氛进一步升温。

今天数百名中国学生挥舞红旗和标语迎接火炬，标语上写着“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同一个中国”等口号。整个长野是“圣火”“红旗”与美丽开放的樱花交相辉映。

荒井在电话那边喊着：“转告于丹！我们需要她的《论语力》，我们需要文化软实力来冲破日中友好文化交流的阻力。别忘记，去年福田首相访华拜见胡主席时的第一个话题就是‘论语热’呀！”

第2卷　在成长中的感悟

第8章　序一为日文版《论语力》出版所作的序言

我最初接触儒教思想，依稀记得大概是四五岁的时候。向我传授的是我的父亲，但他并不是强迫我一定要把它背过的。他总是在日常生活中举例告诉我，“这就是《论语》的。”

在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中，《论语》的道理一点一滴渗入了我的人生。《论语》对于我而言，已经成为了笃定的、真实的、亲近的并且温暖的一种存在。

所谓的经典真是非常有趣，刚开始的时候，感觉是非常的简单，可是正如清代画家郑板桥诗中所描述的那样“画到生时是熟时”，反复阅读经典，每次都会有新鲜的发现。并且每次都会一点一点逐渐接近真理。我自身是教育者，时常是一边讲授中国古典文学，一边接受到新鲜的感悟，在我们苦难、悲伤的时候，总是给我们以力量，成为我们的精神支柱，或者说永远温暖着我们的生命，这就是经典。

阅读经典，在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人生中，时常都是在加深“理解”的。各位读者读了此书，加深了对《论语》的理解，五年、十年之后，再次翻阅本书时，说不定仍然也会有新发现的。

“儒教和道教”的和谐

古典文学的遗传基因，对于我们生活在当代的中国人，也是完全得到了继承。比如说没有受到充分教育，甚至不认字的农村妇女也知道孔子的教诲。换句话说，也就是仁义礼智信的美德，是极为普通的市民百姓所一直追崇的。

儒教所重视强调的是天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是每个人都“以天下为己任”和社会全体“和而不同”的状态。我认为，在当今竞争激烈、对弱者苛刻、人与人之间的温情逐渐缺失的今天，这种想法难道不正是非常必要的吗？

的确，孔子的教诲在今天的中国成为一股热潮，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可是，我认为中国文化如果仅仅是都染成儒教一色却并非好事。比如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教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教，各自寻求探索不同的道路，这也是在寻求着同一个目的地——“和谐”。

真正的健康文化是多元的，对他者是宽容的、不断创造着新的东西。如果仅有儒教而没有道教的存在，那我们的国家、中国的文化构造不就成为不完全的了吗？我之所以在电视上讲完《论语》之后，又主动提出“下面要讲《庄子》”，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儒教、道教各自的思想在中国国内占有稳固的地位，这也是一种和谐的状态，除此并无其他解释。

道不远人

《〈论语〉心得》是将我在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上的讲述内容辑书成册的。由于这个栏目，作为学者的我，也能做到将自身感悟的内容告知了众多的视听者。我在可以向大众讲演的电视舞台上，留意到了“道不远人”这样一句话。这句话是《中庸》里记载的孔子的话，意思是“真正正确的道就在身边，是在普通生活中可以实践的”。

因为《论语》不是故事，所以不太适于广为传播。那么，我着眼的目标就是通过讲述发生在身边的事情，让大家明白其中的道理，了解到凡人也可以生活在经典之中，以期让大家从心中自然地觉醒。

21世纪是一个多元选择的时代，也正因为如此，人们的心灵容易出现迷惘。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也就都开始思考追求人生真理，“如何才能安逸地生活呢？”“如何能没有苦恼地生活？”“怎样能发现找到自己的理想？”对于这一切，大家所想的都是“马上”“尽快”“尽量简单”地了解到答案。

正因为如此，与其仅仅拘泥于缜密的解释，不如尽量用简洁的话语来论述《论语》的真髓，我想，正因为我完全是这样地讲述了《论语》，所以才有很多人肯听我讲述的。

我认为《论语加算盘》构筑了今天日本这样一个经济大国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日本是一个很好学习《论语》、充分运用《论语》的民族。听说此次《〈论语〉心得》在日本得以翻译出版，我感到非常高兴。在此，对担任本书的翻译、监修工作的孔健先生、为本书检查日语的未来工房的竹石健先生以及讲谈社学艺局翻译组的各位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衷心期盼，经典今后也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的生命也因有了经典而不断成长。

第9章　序二中国出现“于丹现象”的背景

我的祖先孔子笑了笑得开心！笑得纯真！走过二十多世纪的乱世穿越两千多年的时间星空《论语》迎来了大复活的新春。

2007年8月，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学术报告厅召开了由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华书局、曲阜市人民政府、中国新浪网等主办的“全球华人读《论语》征文活动启动仪式”，我出席了这次会议。在大会发言中，我讲到了“我的祖先孔子应当放声大笑了”。为什么呢？

因为当下中国正在流行《论语》热。

这场热潮的点火者，就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也是本书作者——于丹教授。2006年10月，她在中国CCTV非常受欢迎的栏目《百家讲坛》上演讲《论语》，受到了极大欢迎，当时有近半数的中国人，大约有7亿中国人收看了她的节目。并且，她的讲述内容被编辑成《〈论语〉心得》，由中国有名的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包括盗版书在内，迄今为止总共销售了1000万册以上。今天对中国古典不屑一顾的年轻人也开始翻阅“四书五经”了。也正是这本书掀起了可以称之为“于丹现象”的前所未有的读《论语》热潮。

不仅在中国国内，在台湾地区和韩国，这本书也逐渐成为了畅销书。今天，这本书在日本也终于以《论语力》这个名字得以翻译出版，我想或许有很多读者正在翘首以待吧？如果本书能作为各位读者的“心灵的指南针”发挥些许作用，那么，作为策划翻译人，我感到无比的高兴和欣慰。

为何会发生“于丹现象”

为何在不久之前，于丹的《〈论语〉心得》能抓住中国人、特别是青少年的心理呢？我认为，其第一理由就在于她解释《论语》的简洁。

正如她本人在书中讲到的那样，和迄今为止那些讲解《论语》的书相比较，她的《论语》解释是最为简洁并且是具有独创性的。对于那些一直亲近《论语》的人们而言，或许多少会有与以前的解释不同并且有不够味的感觉。

可是，这一切也是她自己所说的。不过，所谓《论语》的理想其实就是非常朴素简洁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古代很多人亲近《论语》，将《论语》作为实践的书籍，普遍活用于自己的人生。

《论语》不是专属于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学者的，也是为我们市井百姓保持和谐、安逸生活进行自我修养的一本书。

我想，这难道不正是“孔子曰：道不远人”的精神吗？

出现“于丹现象”的第二个理由，就是由于昨天和今天有着一种不断蔓延在中国人之间的一种漠然的不安。众所周知，现代的中国由于经济飞速发展引起拜金主义的缘故，国家和人民都似乎陷入一种身心失去平衡的状态。社会上腐败丛生、贫富差别不断扩大、传统和文化正在不断丢失……被不曾有过的改革浪潮所推动，众多的中国人对于不透明、不确定的未来持有一种深深的不安。可以这么说：我们的确富裕起来了，不过还不是幸福，心里更不充实。

在这样一种不安的时代，《论语》作为存储了为追求心灵安宁的启迪，不正是可以不断地成为中国人的心灵罗盘吗？

秦始皇时代曾经有过“焚书坑儒”，在漫长的历史时代，儒学和《论语》受到了来自权力的迫害。而在今天，却由于出现了一位叫做于丹的女性，由于她的杰出的传播，儒学再次在中国大陆“复活”了，我的祖先孔子又回到中国人的心上。

《论语》将登上奥林匹克的舞台

“于丹现象”在2008年也将持续“火”下去，为什么呢？因为《论语》已经真正联系到“和谐社会”和奥林匹克的世界里了。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公开的场合发言，说到“中国悠久的文化成为了13亿人民排除内忧外患、构筑幸福的精神支柱”。今天的中国将《论语加算盘》、《经济与道德》定位于社会发展的两个轮子，高度讴歌了通过《论语》的仁爱促进世界和谐。

此外，结合今年将在北京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将《论语》向全世界进行广泛宣传的计划也已经列入议事日程。比如说，将引用自《论语》的五句名言采用各种形式制成广告，向奥运会期间来自世界各国的人们进行宣传。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四海之内皆兄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德不孤，必有邻”“礼之用，和为贵”这些标语和奥运会“友好、相互理解、和平”的基本理念是相同的，我认为这也说明了《论语》的真髓是普遍的真理。

如此说来，于丹也曾经讲过，“《论语》是‘千古永远’超越时代永远发挥作用的书籍”。

第10章　于丹：在成长中的感悟

说到儒与道，中国哲学这两大源头，在我最初接触的时候，是处于一种孩提的蒙昧状态，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意识要去读，要去记忆。

先来说儒家。我最早接触《论语》里面的一些道理，大概是在四五岁的时候，现在想起来，我父亲从一开始就没有要求我死记硬背，却经常带我去叔叔、阿姨家参加聚会，有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爸爸就悄悄地跟我说，你看，这里有这么多人，孔子说过一句话叫“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么些人里头，肯定有能当你老师的人，你去看看，你觉得他们谁对人特别有礼貌，谁特别博学，谁做事做得特别麻利，你去看看谁能当你的老师？小孩子嘛，我就这样跑来跑去看，有的时候看到有些行为是好的，也有的时候看到的是不好的，就会跑回来问爸爸，说你看，有一个叔叔他随地吐痰了，有一个阿姨她高门大嗓地抢别人话了，这个人肯定不是老师吧。然后我爸爸会告诉我说，这也是老师啊，因为孔子说“见贤思齐，见不贤则内自省”。你看到比你好的人，你要跟他一样好，这是老师；但是见到不好的人，你要反省自己，你会不会跟他一样不好，所以这也是一种老师。

我对《论语》的介入一直都是这样只言片语化进生活的。《论语》对我来讲是笃定的、真实的、亲切的、温暖的。

司马牛曾问过老师：什么叫君子？孔子说：“不忧不惧”，司马牛觉得很困惑，做到不忧不惧就能算是君子了吗？然后孔子反问了他一句：“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一个人反省自己，叩问心灵，上不愧苍天祖先，下不愧百姓儿女，那么他的心何来的忧，何来的惧？一个人叩问内心可以做到不忧不惧，这是一个简单的标准吗？能做到这一点，还不是君子吗？君子坦荡荡，小时候不知道，大了以后才有所感悟。君子坦荡荡，什么是坦荡荡，并不是心中任何事情都不进入，而是万事进入之后皆能化解。

读经典很有意思，开始会觉得简单，但是读来读去，便应了郑板桥的那句话：“画到生时是熟时。”感悟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能真正地从内心敬仰圣贤。因为他们不用华采的词语，来让大众觉得一定要去膜拜，一定要去远离。他们不因自己的伟大而让万众折服，觉得不可企及。他们以自己一种朴素的人格，让大众觉得，这些朴素的真理恒久不变。

道在人心，道不远人，你总归是能凭着生命的成长去接近的。《论语》里提到“仁”的地方总共109处，这是整个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学生问老师什么是“仁”，老师的回答就两个字：爱人。真正的仁爱之心无非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后来被孟子推演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也是孔子说的，他一生的理想无非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而我对这句话有了真正刻骨的理解是在2006年的“感动中国”的评选中。

2006年年末在许多评选材料里，我看到了这样一个人：她是一位农村阿姨，从嫁到这个村子，就义务抚养村里所有的孤寡老人。就这样，她日复一日地在这些老人家中奔走。她自己的四个孩子在耳濡目染下，从小就觉得村里的孤寡老人就是自己的爷爷奶奶，妈妈忙不过来的时候，他们就会去帮忙给老人们洗脚、剪指甲。这样一直持续了三四十年。当时我给她写的推介词是：如果富人做这样的事叫做慈善，那穷人做这样的事，她就是圣贤。看到她的故事时，我明白了什么是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虽然她一生并未走出过农村，但她就是一位活着的圣贤，掀开上面的铭文，每个人都有四个字。这位农村妇女的碑上的四个字是——“温暖世道”。

中国儒学的核心思想就是和谐，讲究的是天与人的和谐、个人与社会的和谐，讲究的是每个人“天下己任”、全社会“和而不同”。这有助于建立后工业时代的稳定秩序。

从中国本土来讲，不能过分强调和推崇文化一元论。任何好的文化，我更愿意用健康这个词来评价。健康的文化生态，一定是多元的、富于建设性的、生生不息的。我不希望说由于儒学是我们本土的产物，就认为文化应该是一元的，就要用儒学去拯救当今世界，拯救所有的文化问题，那样有失偏颇。文化基因实际上积淀在中国人的血液中、骨髓中，它是一种生活习惯、一种伦理判断。一位农村大妈，她可能目不识丁，但她知道孔夫子。她知道孔子的态度和观点，知道逢年过节大家要互致问候，也知道教育子女要为人诚信。也就是说，仁义礼智信一直为中国普通百姓所追崇。百姓熟悉的“忠厚持家久，诗书继世长”等，很多都是真正的儒家思想。可以说它对世界的确具有一定的普适意义，但不能说它是世界性的文化基因，毕竟它更重要的是东方的，是中国的。儒家给了我们土地，让我们能够站在这片土地上行走，但是如果没有天空的话，我们就没有思考，不能飞翔。

第11章　于丹《论语》扶桑行

孔子是个普遍的代称，他代表了中华文化源头，中国人朴素的安身立命之本。

孔子在这个年代是一个文化指称。孔子代表的是中华整体文化在心灵上的唤醒和复归。中华文化中不仅仅有儒家思想，也包括大量的道家思想，这就是我在讲完《论语》后主动提出讲《庄子》的原因。我认为如果只有“儒”而没有“道”的话，我们的文化建构是不圆满的。

儒家给了我们土地，让我们能够站在地上行走，去实践，去以身践道，它鼓励社会人格的自我实现，这没有错。但是如果没有天空的话，我们就没有思考，不能飞翔，没有生命角色上的自我超越。只有土地没有天空，我们会变成过分沉溺的现实主义者，而失去理想色彩，生命自觉无法建立，就容易再一次进入集体无意识。

我认为中国人说的人格理想就是盘古的理想，所谓“神于天，圣于地”，神圣两极，人就在天地间。孔子是个普遍的代称，他代表了中华文化源头，中国人朴素的安身立命之本。

我认为道德和秩序是同等重要的。很多东西是和谐的统一，也就是说，两个坐标是能够制衡的。用儒家的最高理想来描述人格，而儒家所谓人一生的历练，从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要到达什么时候？70岁可以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心所欲，是个人道德指标，就是按照自己心灵指引的方向去实现个人；不逾矩，是外在的制度指标，是遵循外在的一切社会要求，这两者能够合二为一，这是一个很高的理想。用庄子的话就更简单了，五个字，叫“外化内不化”。外化，就是顺应制度；内不化，就是坚持人格道德。中国的儒与道，殊途同归，以不同的表述描述了一种和谐状态，就是个人与社会永远不要过分夸大冲突，而更应该强调一种和谐。

这样的境界，太年轻的时候怎么可能感悟的到呢？所以我说古圣先贤的伟大就在于你很年轻的时候，他不会让你觉得畏惧，真正的感悟需要用一生去体验。

其实我当老师以后，开始讲中国古典文学了，又给了我新的一番感受。它关乎一个孩子的体悟成长，它关乎一个家庭的悲欢。这是什么呢？这是经典的力量，这是圣贤为什么在今天仍然让我们相信他活着，因为他活在我们每一个苦难的时刻、悲伤的时刻，他作为生命里一种救赎的力量，永远给我们一种支撑，永远默默地温暖着我们苍凉的生命。

古人说“破万卷书而行万里路”，这话真的是有道理的，仅仅关在书斋中我们可以把学问做得很深，但是很难透彻。学问有一个很高的境界，我想是通透二字——通达透彻，能够渗入生命，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在我走到泰山顶上那一刻，两度登泰山最终到达一个地方，我就明白了一个朴素的成语，叫做殊途同归。而中国人格一直是在儒家相济理念里学会成长的，这就是林语堂先生所说的：中国人，每一个中国人在其社会理想上都是儒家，在其自然理想上都是道家。这么一想，儒与道不简简单单拥有一种严谨的学理意义，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世，它也是我们每一个朴素心灵可以分享的一种文化权利。

解读经典，每一个人用自己的心去完成这样一番体悟，我想，不是一个年头，一段经历，一个文凭可以回答得了的。也许这一生中永远在成长，永远在感悟，我今天谈的是今天的感悟，20年后，30年后，还有那个时候的感悟，21世纪是个多元选择的时代，人心容易迷惑，大家要追寻简单的真理，国学开始复兴。《论语》讲的就是“人人心中有，口中无”的东西。另外，我们正好赶上大众传播时代，现在有《百家讲坛》这些途径，让一些有研究的学者，真正用自己的感受去体悟、去激活象牙塔里的东西，通过大众传播这个平台，还原到每个人心里去。媒介时代是外在原因，跟多元时代人心呼唤的内在原因，碰在一起，内外相合生成这种现象。作为一名传媒学者，我的学问一刻没有间断过。而向大众讲《论语》、《庄子》，也是我的使命。《百家讲坛》的定位是面对初中文化水平的观众，要求15岁的中学生能喜欢，要老少咸宜、雅俗共赏。为了炫耀学问，去和大家讲版本考据，是对大众的不负责任。面对什么人要说什么话，大众传媒首先要尊重大众。

传播是形式，古典文化是内容。作为治学的学者，我在大学研究传媒。作为文化传承者，我在《百家讲坛》平台上讲读《论语》。在我身上，传统文化与现代传播不矛盾，相互激活。

我的成功不是思想、学问的胜利，而是传播策略的胜利。我研究传播，传播本身有准则，电视传播非常松散，是先天的冷媒体，想让冷媒介抓住大众，就要讲究传播策略。你不能讲大学里的儒文化渊源、版本的考据。到大众传播平台上，我信奉“道不远人”，也就是真理离人心不远，要找到身边的小故事去诠释经典。《论语》简单朴素，流传千古，但它本身没故事，跟三国不一样，不利于传播。我的传播策略，就是要在故事情节中，让大家感悟道理，让老百姓活在经典之中，从内心完成唤醒，而不是外在灌输式的接受。

我的书之所以交给中华书局出版有这个因素。我父亲已经去世多年了，他是搞国学出身的，他对我这个独生女儿走这条路，影响很大。在《百家讲坛》讲完《论语》以后，整理书稿的时候，找到我的出版社有十几家，加上找到央视的，有将近30家，都想要这个书稿。中华书局的同志跟我说得非常坦诚，他们说，我们是一个百年老店，学术实力是可以信任的，只是市场营销做得不太有经验。我们以前从来没做过这样的畅销书，营销能做到什么程度，很难说，但是我们很希望能拿到书稿。后来我想了想说：第一，于情，你们是我的父字辈，出于尊敬，要选你们；第二，于理，作为一个学古典文学的研究生，我是读着中华版的书长大的，在中华书局出一本书，对于我们这个行当的人来讲是一种荣誉。从心理上，我对这样一个百年老店充满了信任。

得知我的《〈论语〉心得》要在日本出版，我十分高兴，《论语加算盘》打造了日本经济强国，日本人崇拜孔子，活学活用了《论语》。这本书经孔子第75代直系孙孔健翻译，在讲谈社和诸位努力下得以在日本问世，首先我向孔健、矢吹俊吉局长、柿岛部长、竹石健、笹岡等人表示衷心感谢！

但是我想，这一生我会让经典活在生命之中，让经典活在当下，给我力量，让我自己的生命在经典里面不断成长。

第12章　于丹来了！

“道不远人。”这是《中庸》里记载的孔子的话，意思是“真正的道就在身边，是可以在普通的生活中得以实践的。”

据说，于丹教授于2006年10月在中国中央电视台非常受欢迎的栏目《百家讲坛》中，对《论语》进行演讲，受到极大的欢迎，大约有半数的中国人7亿人，都收看了她的演讲。她的演讲被编辑成《于丹〈论语〉心得》而出版，包括盗版书在内，迄今为止总共销售了1000万册以上。作为此事的佐证，现在有了许多以前未曾有过的研究“于丹现象”的组织。开头提到的文章就是在《论语力》一书中，代替序文而发表的。

2008年1月26日9：05，于丹教授坐在了从东京羽田机场起飞的全日空873航班的第一排的超级座位上。

在办理乘机手续的时候，我只买了一张超级座位票交给了孔健，可是，孔健转手将它交到了于丹教授手上。我问孔健先生：“为什么你不坐呢？”他只回答了一句：“先生（日本人的尊称）太累了。”就和我一起坐到了普通座位上。看到孔先生给别人让座的身影，我感到了这非同一般。和于丹教授用英语交谈，和孔健先生用日语讲话，和于丹教授的秘书祝先生是英语加中文混杂在一起交谈，这就开始了非常奇妙的三国语的交流沟通。因为风雪的缘故，从羽田机场出发的时候大约晚点30分钟，加上跑道要清除积雪，到达秋田机场的时候，我们一共晚点了将近一个小时。在孔健先生等待取行李的时候，我陪着于丹教授来到了机场外面。还在飞机上的时候，她就不停地发出“哇、哇”的惊叹声，似乎是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时我还不可能了解于丹教授的全貌。当她来到往返机场大巴乘车处，看到那里的积雪，她马上跑去团了几个雪球摆放、罗列在一起，还坐在了有雪的椅子上，就像可爱的小猫围绕炕桌上的毯子在嬉戏一样，用一句话来说的话，那就是“憨态可爱。”

为了去公司取寄来的《论语》，我们先向秋田方向出发了，在途中，相机的快门声就像手表的指针那样不断“咔、咔”地响着，于丹教授不断地在说着“真美，太漂亮了，太好看了。”

她好多次地说到，北京太冷又干燥，像沙漠似的。“秋田一片洁白，真是又美又温暖的地方。”

当我们到达大曲，刚从车上下来，她也马上走向积雪，捧起了一捧洁白的积雪。

第13章　初开眼界

在由大曲“扶轮国际分社”（国际交际社团）的有志者参加的首期《秋田论语讲堂》上，瞬间让大家大开了眼界。于丹教授讲课讲到一半的时候，从外面拿进来了黑板，白色的粉笔滑走在黑板上，就好像是在上书法课似的，那不是年轻美貌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好像是仙女从天而降在进行特别的授课，也好像是一道极为普通的学习风景。每当写在黑板上的白色粉笔字要被擦掉的时候，大家都想到了“啊，太可惜了！应该让于丹教授写在纸上的……”不过，这已经是马后炮了。

这次授课大约晚了一个小时，是从下午一点开始的，转眼之间就结束了。大曲PC创立50周年纪念活动委员会的堀江先生拿出了姐姐传给自己的一本《论语》，那是一本昭和8年（1932年）岩波书店发行的，翻译这是武内义雄，定价是当时的40圆。因为古时候有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孔子屡屡遭受到了来自权力的迫害，所以这么古老的东西得到如此珍藏，又是兄妹之间的非常珍贵地传承，这些好像都让孔健和于丹教授大吃了一惊。正因为中国曾经有过这样的背景，在这种背景之下，《论语》通过“于丹”这样一位女子的传播，经历大约2600年，《论语》在中国大陆又得以“复活”了。

第14章　精彩绝伦的授课

不知不觉之间，《秋田论语讲堂》的授课已经进行了两个小时，马上就结束了。只有七位学生来上课，这是有点太奢侈了。

学生们提出了：《论语》在中国现在是怎样的情况？还在被应用吗？孩子们和老人们是如何参与的？等等的问题。于丹教授用简单明了、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解说着“仁”“爱”“恭”“宽”“信”“敏”“知”“勇”，讲述着论语世界的一些问题。诸如“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现已成为一体。”“好的大自然会产生好人。”“自己不相干的事情不要让别人做，这就是‘仁’的根本，也是‘爱’的根源”等等。

人类的生活、生活的情况从2600年前至今，其根本没有什么变化，人类生活的普遍性已被认可。无论是谁也都会认为“的确如此”，“知道的”。虽然是这样，可是从于丹教授口里说出来“道理”，真让人感到了她好像就是《论语》的传道者。

于丹教授的授课并不是她讲得多么漂亮，而是她自己的想法、她自己的心化作“道理”，仿佛是朝霭的水分从树叶上化作水滴，流向地面然后静静地渗透着、流淌着……这是多么沁人肺腑的一种清爽啊！我想，正是这样，才是心灵沟通的“道理”所在，也是《论语》的真髓。

7位学生听于丹教授讲课，听的既是目瞪口呆，也是充满着心灵的快乐，此时，分别的时间来临了。不知是谁带头开始鼓掌，在于丹教授的微笑之中，大家相约9月28日再次相会，然后离开了秋田论语讲堂。

于丹教授的话通过孔健的翻译，忠实地得到转达，虽然在其语言深处还暗示着有更深的含义，但仍然有着一种直击我们的生活的力量。所以分别之际，大家的感谢之声不绝于耳，“感谢、感谢……”

我们决定开车去神秘的田泽湖（水深423米），然后去“鹤之汤温泉”。先横穿105国道，将间仓、松仓、小杉山抛在后面，然后来到杉泽的苹果园，我们在无人售货处买了富士王林苹果，开始大啃起来。途中，一边驾驶一边考虑着要选择沿途都是美丽风光的路线，这样，抄近道走角馆，通过西木向辰子姬像开去。在这期间，照相机的快门也向洪水一般咔嚓个不停。

第15章　秋田的魅力逍遥游

秋田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可很多秋田人都已经忘记或没注意到它的魅力，通过三位初次到秋田的外国人之口，我们直接听到了他们对秋田的赞美之词，这怎能不让人感到了无比的惬意呢？

每当我到秋田乃至海外出差，当品味要返回家乡秋田的喜悦之情时，对我而言真是幸福至极，这次通过于丹教授一行的到来，使得我这种幸福感再次得到了确认。这是多么值得感谢的啊！车里还坐着一位出版社的社长，他是为从伦敦进口食品的而来秋田的，他也感叹道：秋田还真是个好地方呀，无论来多少次都不会腻烦的。经他这么一说，我更感到了家乡的美丽，联想到去年10月从迪拜到秋田的ABBAS，我更加切身感到了秋田的魅力所在。

在田泽湖边，我们投身到大雪纷飞之中尽情地嬉戏，以大雪为背景露出了笑容，拿着雪球到处投掷，大家在雪中都玩耍地非常开心，就像在和飘雪做游戏的那些欢快的小狗一样。

如果有了《论语》之心，是否就能表现得这么单纯的生活了吗？让我不断想到了这个问题的场面在不断出现着。这时候，田泽湖就好像事先预定好了似的，大雪停止了，残阳照在湖面上，升起了一层薄雾，怎么就会这么神奇呢？我不由地告诉了他们：为了于丹教授和孔健先生，我们拜托辰子女神，她把白雪、神奇的太阳光、奇妙的薄雾都备齐了。听到我的解释，马上从于丹和孔健先生那里传来了“谢谢！谢谢！”这不绝于耳的感谢之声，在不断叙述着对秋田之旅的满意之情。

行走在田泽湖的西侧，在靠近御座石神社的红色牌坊那里，堆积着有将近一米深的积雪。我们就穿着皮鞋毫不含糊地走了进去。

背对着“日东第一溪”的石碑和古老的杉树，相机的快门咔嚓个不停，一路下来，1G容量的内存卡都快用光了。

在夕阳如同残火慢慢变细，即将没入天边的时候，我们开始走向乳头温泉，我所计划的第一天的日程即将结束了。

第16章　有朋自远方来

刚刚驶入通向住宿地的下坡路，后面就不断地传来了疑问，“这么白的道路怎么确认，怎么跑？这不是没有路吗？”一边听着他们的疑问，我一边高兴地品味着北方雪国的自豪，打开前大灯开始了驾驶秀。

事先我已经拜托鹤之汤温泉的佐藤社长，让他尽扶轮国际社的地主之宜接待客人，他安排好了茅草屋、围炉和油灯，让客人来体验异国风情。见到这个安排，客人们喜出望外，围绕着火盆，一面将手伸向火盆的炭火，同时脸上流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大家先忍着饥肠辘辘，在火盆和油灯旁体会着，分配完住房之后，又向大家说明了到露天温泉去的步骤，这一切都是在油灯的幽幽灯光下进行的。当男的都进入温泉之后，过很长时间客人还没来，正担心的时候，听到了“咔哒、咔哒”的声音却没见到人影，我将祝先生一人留在那里，正要起身出去时，于丹教授走了进来。

据于丹教授说，她迟迟未到是因为在旁边的“内汤”那里滑了一下，就势在那边的温泉里泡了一会儿，确认她没有发生任何意外，我们就放心了。然后，大家在那里拍了纪念照片，就那样去了食堂，那里也是“鹤之间”。在围炉边上已经准备好了几人份的大马哈鱼烤串围成圆圈立在那里，闻着那鲜活的鱼腥味，我们美美地吃了一顿。

从田泽湖的扶轮社俱乐部那里来了7个人，有森先生、长谷川先生、三浦家的五兄弟，大曲PC的参加者有我和会员池田君，再加上秋田大学的教授吉崎夫妻和来自伦敦的丸茂社长，我们一共十二个人揭开了交流会的大幕。

鹤之汤的佐藤社长也拿来了“秘汤啤酒”和秀吉牌的限量发行酒，这一下气氛更热烈了。我表演了黑田节和杜邦杰的节目，这是在海外宴会上经常表演的节目。

杜邦节就是让大家鼓掌，即兴将所有在场者的名字编排到节奏里演唱，加上我本人，一共演唱了十八节。我的这个节目甚至就连秋田人都为之大吃一惊，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孔健和于丹也喊着：“这个好，这个歌词可以换成《论语》的词”，他们点了第二个节目，填唱的歌词是“有朋自远方来”和“温故知新”。他们评价这在中国一定能流行起来，听到他们这么高的评价，再加上酒至半酣不觉声音渐高，正在高兴之时，二楼的客人来抗议了，虽未尽兴也只好偃旗息鼓结束了宴会。

拍了一通照片之后，再次踏入温泉，然后再接着开“二次会”，这才是重头戏，一直持续到了深夜两点。“远方来客”开完一次会已安然就寝，根本无需担心。从羽田机场开始的这长长的一天终于平安结束了。

第17章　下一个行程

第二天（27日）清晨，晴空万里，汽车被20公分厚的积雪埋了起来，一片赏心悦目的场面。吃完早餐，大家三三两两再次踏入温泉或是散步，到了十点钟散会，下山之后再次开向了田泽湖。

这次走的是东湖畔，要到潟分校那里去。因为那里是被设想成《秋田论语讲堂》，所以我们也将它列为了此次旅行的计划之内。时值正在召开分校后援会会议，估计差不多结束的时候，我们进入到教室，看到那些古老的教科书和教育敕语，大家都发了一些感慨。

那里有两册已经涂抹得黑黑的“修身书”，据说是也可以说是《论语》。经过会长的许可，我向各位介绍了三位来宾，然后大家拍了纪念照，约好再会之后，我们离开了潟分校。

在角馆的清柳家，午餐吃的是有当地特色的面条，然后又到协和的唐松神社访问了物部氏，物部氏的第64代当主、神社的最高神官物部长仁氏给我们讲解了有关这里成立的特色。长仁氏的姓名不用多说，物部家族的名字据说都是取自论语，这也恰恰应了这次秋田之旅的结束。承蒙长仁神官招待茶点心，带领我们参观神社，在那里大约停留了两个小时，我们告别了唐松神社。

在去往机场的途中，我们顺便到了宿之雄清水（店名）那里，让客人品尝了那里的秋田水，然后出发到冲绳，我的儿子和朋友正在那里等待。到晚上十点多钟，冲绳那霸机场那边传来消息，说客人已经平安到达。终于我可以放下包袱了。

此次短暂而又充实的接待日程，得到了各位的大力协助，在此向诸位朋友以及扶轮社表示衷心的感谢。

第18章　于丹日本讲座

非常感谢远道而来的朋友们。我在这里看到大家的面孔，看到大家对我的笑容，我感觉和在中国是一样的，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包括我们待人的礼节真的都太相似了。所以我觉得传统的文化对于我们每一个现代人来讲，中间也不是隔膜，只要我们用心灵去感受，语言和文字都是可以超越的，就像我看到你们的笑容，会懂得你们的心情，如果你去悟懂了《论语》、《庄子》语言本身不会成为隔膜的。

我讲《论语》内容的这本书将在日本出版了，讲《庄子》的书要今年春天在日本再出版，我想今天来跟大家谈一谈为什么站在今天我们要去思考2000多年前孔子和庄子给我们的智慧。

我们每一个现代人生活在21世纪，我们的物质比2000多年前要繁荣很多，我们的科技也非常发达，但我们很多人生活越来越疲惫，越来越迷惑，反而心灵没有宁静的幸福感。

第19章　喜剧演员的抑郁症

我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人他觉得自己工作压力很大，疲惫不堪，他去找心理医生做咨询。

他说：“我每天不怕工作，我工作的时候有很多掌声鲜花，大家都觉得我很称职，甚至我很优秀，但是我很怕一个人回到家里，觉得有很多的心事别人都不知道。自己要选择这样，或者选择那样，不知道做什么样的标准判断，所以自己每天夜里都睡不着觉，精神快要崩溃了。”

医生就跟他讲：“你的情况很严重，你快得忧郁症了，我建议你去城市最大的一个剧院看演出，我们国家一位非常优秀的喜剧演员，每天都在这个大剧院给大家表演他的喜剧，凡是看过他表演的人都会哈哈大笑，都会忘掉所有的烦恼。”

医生说：“你赶快去看吧，你看上半个月，到我这里来，再来给你治疗。”

那么医生说完这个话后，这个病人很久很久没有抬头，当他抬起头来后，泪流满面，他对医生讲了一句话说：“我就是那个喜剧演员。”

其实我们每个人觉得我自己是不是一个喜剧演员呢？现代生活给了我们一个舞台，我们每天早晨要穿上职业的正装，拎起公文包，放好名片，这是不是就去做表演呢？但是每天回到家里我们的心事，我们在这样一个物质文明的压力下，自己何去何从的困惑，只有我们自己的内心知道。

所以我今天站在这里，我们共同来探讨这个话题，就是关于怎么样让现代人一边享受丰富的物质文明，一边能保持心灵中简单宁静的幸福。那么我就说一说，儒家和道家，孔子和庄子他们分别都有哪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来讲，仍然是有用的。

第20章　顶天立地寻人生坐标

孔子和庄子都是活在2000多年前的先秦时代，孔子代表中国儒家思想的源头，庄子代表中国道家思想的源头。

儒家关注的是社会与人，道家所关心的是自然与人；儒家所关注的是群体，道家所关注的是个体。我想这两点代表了不同的位置，儒家给我们的是社会的一片土地，而道家给我们的是每一个个体心灵遨游的一片天空，在天和地中间站着的是我们——人。

每一个人是在天和地中间的，中国人有一个人格的理想，叫做：圣与地，神与天。我们中文有个词，叫做顶天立地，就是头顶着天，脚踩着地。所以我想一个人要想他自己人格非常高大，在世界上没有困难轻易击垮，他就要有顶天立地的人格。这就是我所看到的孔子和庄子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中国人、日本人，包括世界上每一个人来讲，他是一个坐标系，因为有天有地才能找到我们自己。

那我们下面分别来说一说，我们先来说说儒家，他在我们思想中核心价值是什么？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孔子所提出来的核心的思想是：“仁爱”。“仁”这个字很简单，它的结构是左边一个“人”，右边是“二”，他的基本意思就是每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可以构成一种仁爱的态度，仁爱的态度就是教人在社会之中怎样和他人达成一种美好的、融洽的、和谐的关系。

孔子的学生曾经问他：老师，要怎么样做，“仁爱”才算是做到呢？

孔子说：“很简单，只要你做到了5个方面，那么仁爱基本上就完成了。”

第21章　恭则不侮生命有尊严

他说的“仁爱”的第一个方面就是恭则不侮。“恭”是恭敬的“恭”，侮是侮辱的意思，对人要恭敬，为什么呢？孔子说恭则不侮，这句话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你对别人如果必恭必敬，有一个很美好的态度，那别人也不会轻易来欺负你，你希望自己的生命有尊严，那么就对别人尽量地友善。

那我想这是东方文化共有的传统，在日本，这种恭敬做得是很好的，恭敬不仅是古代的一种态度，它也还活在日本现代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都是恭敬的、友好的，他人的脸就是自己表情的镜子，你对别人笑，别人也对你和善，你对别人狠、发怒，别人对你可能也是怒目而视。

第22章　宽则得众受众人爱戴

孔子讲的“仁爱”的第二方面叫做宽（宽是宽和）则得众。就是你对别人越宽容，你就会拥有越多朋友的信任和众人的爱戴。

其实人心怎么样才能够宽阔呢？宽阔是我们对世界的一种判断，宽阔和人住的房子是大是小没有太大的关联，但对人心的是大是小有很大的关系，关于人心的大与小佛家有很多故事：

曾经有一位弟子去问自己的师父，他说：“你看我们人身高都差不多，寿命也差不多，为什么说有的人心就大，有的人心就小呢？真有这么大差别吗？”

他的师父就跟他讲：“你现在闭上眼睛，用你的心造一座城池。”

这个弟子就把眼睛闭上，用心造城，造一座城，那么他在心里想象了很深很深的护城河，很好很高的城墙，在非常大的城里面，有很多的亭子、楼台，还有花草、树木，想得非常大也非常美好，也造了很久，于是他睁开眼睛跟师父描绘了他心中造的城池。

接着他师父又给他讲：“那你现在闭上眼睛，用你的心造一根毫毛。”

这个徒弟又闭上眼睛，想呀想呀，想了一根细细的毫毛，然后他睁开眼睛说：“我也造好了。”

他师父问他：“你刚才用心造了那么大一座城市，用的是你全部的心吗？”

徒弟说：“对呀，就是我自己的心造出来的。”

他师父又问他：“你造了那么小的一根毫毛，也用的是你全部的心吗？”

徒弟说：“对呀，我在造一根毫毛的时候也没法想别的事情。”

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我们可以用心造一座非常大的城市，也可以造一根很细的毫毛。有些心大的人，他这一生可以不断地完成很多事业，在世界上为他人创造美好，但也有人心会绊在一根很细小的毫毛上，想不开。比如说，爱人之间吵嘴了想不开，在工作上不顺心了想不开，或者是自己的薪水工资没有提上去想不开，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就会绊死在一根细细的毫毛上，所以一个在心里会为一点小事而想不开的人，他的生活会越来越窄，这样的话他再去跟别人交往的时候，也总会去看那些坏的东西，别人的坏的东西，别人的短处，他眼里的世界就越来越不美了。

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座村庄，没有人进去过，不知道村子住的是什么人，但是村长是一个老人，他每天都坐在村边，看着过往的行人。

有一天来了一个陌生人问老村长，他说：“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可以让我永远住下去的美好的地方，请问你的村子是这样的地方吗？”

老村长就问他：“那你先给我讲一讲你原来居住的那个村子里的人是怎么样的？”

这个人说：“原来那个村子的人非常非常不好，人跟人之间没有信任，每一个人都很自私，很阴险，他们都互相陷害，我就是因为从心里很憎恨他们，我才要出来寻找美好的地方。”

老村长听了以后就淡淡地对他讲：“很对不起，我这个村子里的人和你原来村子里的人是一样的，你继续往前再去寻找吧。”

这时候又过来了一个人，他也问老村长：“我正在寻找一个可以让我永远住下去的美好的地方，请问你的村子是这样的吗？”

老村长也问他：“那你跟我讲一讲你原来住的地方的人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人说：“我原来的那个村子太好了，所有的人之间都是相亲相爱的，每一个人都很善良，很正直，很关心别人，大家活得像一家人一样，但是我的那个村子被洪水给冲掉了，我才被迫要寻找新的地方，如果不是因为洪水我永远都不离开他们。”

然后老村长又淡淡地跟这个人说：“那好，我这个村子里的人就和你原来住的村子的人是一样的，那你就住在这吧。”

其实大家想一想，那个村子究竟住的是什么人呢？究竟是和第一人他形容的村子那么坏还是像第二个人形容的那个村子那么好呢？这个村子其实就是我们居住的社会，没有完全的好，也没有完全的坏，关键是人怎么样去与人相处。如果他在历史上跟所有的人都不好的话，到一个新的地方也很难好起来，如果他过去对所有人很友善，到一个新的地方，也会很快建立美好的关系，这就是孔子说的宽容的人就会得到众人的爱戴。

第23章　信则人任焉走得更长久

孔子讲的“仁爱”的第三方面是：信则人任焉。信就是一个人守信誉，说话办事都有他的信誉，一定是要做到的，这样的人，“任焉”，就会不断地给他很好的机会，社会上很好的机遇，都会给有信誉的人。

那么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可能有些人有非常好的专业技能，但另外一些人他虽然技术上不那么出众，但这个人办事很认真很老实，他有他的信誉，大家在竞争中一定是有信誉的人比单纯有技巧的人会走得更远，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用心灵去认真工作、待人的人，会比那些用脑子，用很多的技巧跟人相处的人走得更长久。

第24章　敏则有功打碎的罐子变宝贝

但是一个人如果只有信誉，没有智慧，他的工作就会没有效率，所以孔子讲的“仁爱”的第四方面是敏则有功。“敏”是敏锐敏捷的“敏”字，就是说除了我们的信誉还要用智慧去提升劳动效率，这就叫敏则有功，谁敏锐谁就会建功立业，做出很好的成果来。

一个真正敏锐有智慧的人是会在现实中发现各式各样的机遇，人受到挫折的时候，也会最先发现那些最有利的因素，去把坏的一件事情迅速变好。

我看到过这样一个故事，有兄弟两个人，他们的手艺就是做陶的罐子，手工罐子，在上面画彩绘，然后烧成非常漂亮的手工艺品，那么他们两个人就辛辛苦苦一个一个地做罐子，做了整整一年，有上百个都不一样，很漂亮的罐子，他们准备拿到城市里去卖，换一年的口粮。他们两个人把所有的罐子装在小船上，要漂洋过海去一个大城市，偏偏这一天，海上起了大风大浪，他们的船停靠上岸的时候，他们看见船上所有的罐子都打烂了，一个好的都没有。那个哥哥就嚎啕大哭起来，他说我们一年的心血全都白费了，我们这一年都会收获什么呢，我们往下日子可怎么办呢？他在哭着的时候他弟弟就上了岸，去看这个城市现在都流行什么？结果他发现这个城市正在流行房地产的装修，家家户户都在用新的装饰材料把家装得很漂亮。

这个弟弟回到船上的时候就抡起大捶子把剩下所有那些罐子全都砸成了很碎很碎的碎片，他哥哥说：“你是不是疯了呀，你为什么还在砸呀。”他弟弟说：“我们罐子卖不成了，我们可以改去卖马赛克，碎片的瓷砖，让大家贴在墙上。”

这就是一种敏锐的智慧，就是人在失败中可以发现更好的机遇，对我们每一个现代人来讲，生活不完全听从我们的意愿去摆布，我们可能遇到风浪，打碎了罐子，但我们可不可以把碎罐子变为马赛克换来新的价值呢？这就需要敏锐。

第25章　惠则足以使人调动他人积极性

孔子讲的“仁爱”的第五方面是惠则足以使人。“惠”是恩惠的“惠”，这个是说给一般做领导的人，他说惠则足以使人，就是一个人有恩惠之心才足够调动别人的积极性，让别人为他所使用。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团队的领导人，他要用一种慈善的、恩惠的心对他的每一个下属在精神价值上去肯定每一个人，在金钱和物质利益上去跟每一个人分享，谁有这样的心，才会让别人忠于他，他才会使用别人。

所以孔子说：仁爱，很难做到吗？如果你把这五点中的每一点都做到了，那么我们生活里面就把仁爱完成了。

他说的“仁爱”的五个方面里每句话都有一个核心的字。

第一个字是恭敬的“恭”，恭则不侮，对别人必恭必敬，就会保持生命的尊严。

第二个字是“宽”，越能宽容他人，就能获得更多人的爱和支持。

第三个字是“信”，谁有信誉，做事守诺言，谁就会得到他人的信任，自己的职业生涯就会一帆风顺。

第四个字是“敏”，谁用智慧提升自己的劳动效率，就会在世界上建功立业。

第五个字是“惠”，一个团队的领导用恩惠之心去面对他的每一个员工、下属，他就能够使用所有人做成大事。

我们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恭”和“宽”是教我们怎么样做人的，“信”和“敏”是教我们怎么样做事的，“惠”是教我们样做官的，做人做事做官这就是我们现代人一生基本上要做的内容，所以中国儒家的仁爱思想，我想他跟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生命中的理想都会相关，他让我们有具体做事的方法，在这个世界上找到自己的角色。

第26章　我在日本的逍遥游

刚才我们说到的儒家教给我们在社会上这样与人交往，找到自己生命的坐标，道家是教我们在个人生活中能够有生命境界最大的自由。我们现在来说道家的智慧。

庄子在他的第一篇文章《逍遥游》里面给我们讲了一个神话，讲到在北海里面，非常深的海，有一条大鱼，这个鱼的名字叫做鲲，这个鲲有多长有多大？大家都不知道，它的后背就有几千里那么长，等到有风的时候，这条大鱼就可以变为鸟，飞上最高的天空，这只鸟的名字就叫做鹏，这个鹏飞到九万里的高空之上，它整个的后背托着青天，然后它从北海要超越整个世界飞到南海去，这是它的理想。

它在从北海飞往南海的过程中，在地上不断地有很多小鸟不停地笑话它，指责它，不理解它，其中有小麻雀说，看我们也能飞，我们就是在野草那么高的地方上下地飞翔，这也就是飞的极致了，你看那么大那么傻的一只鸟，它要干什么去呀，我们真是看不起它。

这很像我们今天的现代生活，往往有一些胸怀大志，沉默做事的人会被别人议论，有很多人不理解，在这个世界上永远只有麻雀笑话大鹏，但没有大鹏鸟笑话麻雀的事情。

所以《庄子》里面是给了我们一种辽阔的境界，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心灵能够飞翔起来，你会像大鹏一样自由，你会看见这个世界上无法言传的美好，当你的心胸无比辽阔的时候，会对很多小事不再计较，因为你有远大的梦想。

庄子有这样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就说世界上至极美好，最最美丽的东西都不是我们用语言用文字可以说得出来的，它靠我们用心灵去整个的世界、自然中去慢慢发现。这些大美是什么呢？看我们自己的心能不能去发现。

我在前两天刚刚去过秋田，在秋田的时候看到像童话一样厚厚的积雪，非常非常厚，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风景，到了那里的时候，就感觉到，这就是庄子所说的天地之间的大美，你不到那个雪地里面是不能想象出来那种神话世界。

我从又秋田直接飞去了冲绳，我在那里看到了满树樱花，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我早晨还在冰雪中，但下午已经在樱花的海洋里，其实这就是庄子所说的天地大美，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风景我们是来不及看完的，当我们看见的时候，它会照亮我们的内心，它让我们的内心像孩子一样快乐、天真，会在花中、雪中让我们一直在欢呼着。

其实如果我们仅仅做孔子，做儒家会每天都恭宽信敏惠，努力工作，穿着套装，但是累到最后自己会变成要去看医生的喜剧演员，所以在我们工作的时候做儒家，但一定要抽出时间来做道家，去看天地大美。

佛学有句话叫：“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说我们的一颗心是否有分别心，在乎与不在乎的区别。如果在乎，心似千江水，天上只有一轮月亮，但是千江有水千江印月，处处都有一个月亮，心一旦想开了，心似万里晴天。

第27章　乘物以游心尽量去潇洒

道家有这样一句话叫做：“乘物以游心”。“乘”，就像我们乘车一样，比如大家在东京要去一个地方办事，你可能要搭一段车，也可能要乘一段地铁，也可能会坐一段公交车，这些都是你的工具。“乘”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搭乘各式各样的东西，“物”就是你要搭乘的那个工具，就好像我们的一生，有的人是做生意的，有的人是做政治的，有的人是做学术的，每个人做什么行业都不重要，他就好比你是搭乘出租车还是乘坐地铁一样，它都是一种搭乘的工具，所有的这些搭乘，一生我们做过所有的事情，最终只为一个目的就是：游心，让我们的一颗心灵，在天空上飞翔起来，让我们能够快乐，能够让我们发现生命的激情，能够让我们永远有梦想，这就是“游”字。

所以我想中国的道家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自然生活中能够看见天地万物的美好，去感知四季的风花雪月，让我们觉得人生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你的工资上，在你的房子上，在别人的肯定上，你还有自己生命独立的价值，内心永远保持着自己。

有些朋友可能会说：“你刚刚讲的儒家是要进入社会，要对他人好，而道家是在天地自然中让自己心灵自由，这个中间不是矛盾的吗？”

其实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不只有一个角色，简单的说，我的理解是：一个人在工作的时候就做儒家，去努力做事，在自己的个人生活里，就做道家，去尽量潇洒，比如我们穿职业装的时候，就去做儒家，我们穿休闲装的时候就去做道家。

人每天、每个星期、每个月都会换不同的衣服，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能力换不同的心情，吸收不同的养分，让我们的生命中出现不同的角色，一个人就丰富了。

在这个信息丰富的时代，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比如我们可以读很多书，可以上网看我们想了解的信息，还可以用手机打电话和朋友谈心，但是，我们经历的这些信息，就跟我们所读的书一样，有哪些部分真正以生命的名义进入我们的血脉，经过血脉的流通，成为我们自己实用的思想，成为我们烦恼的救赎。

《菜根谭》中有一句说得很好：“风来疏竹，风过而竹不留声，雁渡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故君子事来而心始现，事去而心随空。”是说竹林一阵清风吹过，风从竹子中间很疏朗地穿过去了，大雁在寒潭上飞过时，留下了影子。说到“君子事来而心始现，事去而心随空”是什么呢？就是说任何一个使命摆在你面前，需要你认真地去完成，但是，事情还是事情，终究会过去，不要老是把事情放在心上。

佛家有个故事：有个小和尚和他的师父出行，他们在一个河边看见一个姑娘想过河，但却不敢下水，急得没有办法。老和尚问她是想过河吗？我背你过去。于是老和尚就背起姑娘，将她背过河去。老和尚是位高僧，世人都对他敬仰有加。小和尚瞠目结舌地看着师父的行为，怎么也不明白出家人不近女色，师父怎么能背着个女人过河呢？一路上小和尚在心里嘀咕，走了20里路，心里还是想不明白。师父对他说，我把女人背过去，马上就放下了，可是你比我多背了她20里地，到现在你还放不下。

“乘物以游心”我们要找到天地人这三者的坐标，属于我们自己的坐标，我们今天的世界，物质极度繁荣，很多物质强加在我们身上，强加在我们本来美好安静的心灵，但是我们无法放下它，我们少了很多本该有的主观能力，更少了很多做人处事的自信和豪迈。

从古人的身上，我们通过阅读，通过学习和体会，把人世间的万物穿越，穿越一次，就把心很好的“游”一次。

第28章　三锅滚开水的哲学

既要做自己，又要立于社会，这样的观点在儒家和道家中其实有完全相同的表达，儒家的《论语》中，有这样一句话，它说人要活到最高境界叫做：“从心所欲”，跟从自己心灵的欲望，心灵指引的方向，但是不超越社会的规矩法度。

道家说的更简单只有五个字，叫做：“外化内不化”，就是说一个人在外跟社会之间要融合，“化”就是融合的意思，要对人友善，要好好的工作，“内不化”是指内心要坚持做自己。

所以儒家所说的从心所欲，跟从自己心灵的愿望去发展和道家说的内不化，在内心坚持自己，是同样的道理，那么儒家所说的不超过社会的规矩、法度、尊重他人，和道家所说的外化融合进社会，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我认为古老的哲学中，一定有一些思想智慧是适用于我们今天在社会中调整自己的。一个人如果完全顺应社会，失去自己是不好的，一个人完全坚持自己，而伤害他人，也是不好的。

有人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就是把三锅滚开的水，投进去三种不同的东西，往第一个锅里扔进去一个生鸡蛋，第二个里面扔进去一个生的胡萝卜，第三个锅里扔进去一把干茶叶，那么你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结果一定是不同的，其实社会，生活就是这样一锅沸腾的滚开水，它很残酷，它一定要改变我们个人，究竟我们自己是鸡蛋、是胡萝卜、还是茶叶？我们自己跟这个社会跟这锅滚开的水融合之后，得出来的是不同的结果。

大家想一想，生鸡蛋本来是流动的，柔软的，鲜嫩的，但是被滚水煮开了以后最后就变得硬邦邦的，就像我们有些人被生活煎熬之后态度冷漠，对生活变得充满了指责，抱怨，他的心已经变硬了。

第二种人就像胡萝卜，本来是很漂亮的，有形状的，但是被生活中的水煮呀煮呀，就煮成了胡萝卜泥，就软软地失去自己，我们生活中有一些人在生活的煎熬下，最后变的没有自己的主意，别人说怎么样都听从别人，一生循规蹈矩，但是你不知道是谁了？完全没有了梦想，所以被生活煮得完全硬了的心，就属于内不化，外也不化，对生活变得很硬，被生活煮软了的胡萝卜就属于外化了，内也化了，所以就找不到自己，这种在生活中完全变得都硬了或者都软了都不是成功的人生。

而第三锅水里投进去的是一把干的茶叶，在水里茶叶舒展开了，它自己变得丰美，滋润，而这一锅是就变成了很美好的茶水。中国和日本都是喝茶的，我们看到的茶水，就是水和茶之间相互的成全，这就是我们理想的人生，让我们自己在社会中变得舒展，同时把社会也变得美好，这就是外化而内不化。

所以一开始我讲到，儒家是我们的土地，让我们融入社会，道家是我们的天空，让我们心灵自由。我们今天站在21世纪，和儒家道家的时代，相隔了2000多年，我们有理由比他们生活得更好，就是我们可以用古典的智慧建立我们的坐标，同时我们又享受现代的科技文明，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最好的自己。

第29章　小孩子的地图与人像

我讲了儒家也讲了道家，都不是让中国人或者日本人，每一个人去学习它系统的学术的原理，而是让我们作为一个生活在现代的普通人，获得更多生活快乐、幸福的理由，从中受到一点点启发就可以了。

再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曾经有一个哲学家，他每天都在思考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人与社会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是社会改变了我们，还是我们可以去改变世界？整个这个问题不断地在困绕着他，有一天晚上他自己在写文章的时候，他的小儿子不断地在旁边捣乱，他很烦，想要打发这个孩子去安静，看到手边有一本旧的杂志，封底是一张世界地图，他就随手把封底撕下来，撕成很多碎片，给了他的儿子，也给了他一卷透明的胶带，他说你去旁边的屋子，把这张地图重新粘好，如果你能完成，爸爸就给你五块钱，他想这一下这个孩子可以安静两个小时了，结果还没有到半个小时，那个小男孩就粘好了世界地图，拎着一幅粘得破破烂烂的地图，交给他的爸爸说，我已经粘好了，他爸爸就大吃一惊，说：“这么复杂的地图，这么短的时间你怎么就给拼对了呢？”小孩子跟他爸爸说：“爸爸，我发现了一个秘密，我不知道这些地图应该怎么来拼，但我发现地图的背面是一个人的头像，但是我知道一个人应该长成什么样子，我就按照这个人的头像把他拼好了，我想当一个人是正确的，那么他反面的世界地图也正确了。”

他爸爸突然就明白了这就是答案：当一个人正确了，他的世界就也正确了。

我们每个人在今天手里都捧着一大堆世界的碎片，我们不知道应该去买什么样的房子，不知道去选什么样的工作，不知道让自己的孩子去读哪所学校，所有这些碎片捧在我们这些人手里。但是有一点是相通的，这个破碎的世界被面那个头像不是别人就是你自己，把自己的心安顿好了，有了自己的标准，那个世界就也正确了。

所以我想儒家也罢，道家也罢，还有我们今天世界上各式各样发达的现代文明，它都只有在一种前提下真正发生作用，那就是用我们自己的心灵得出来只属于自己的感受。对我来讲，秋田的冰雪和冲绳的樱花，它都是让我心灵中发现惊喜，给我的那种巨大的冲击和生命快乐的理由，和儒家道家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我也祝福所有的朋友们，我们让自己的心灵可以在四季之中感受风花雪月，可以感受人际之间的美好，让我们更加丰富多彩，不要做我开始讲到的那个舞台上的喜剧演员，不要总是在工作工作，最后失去自己的心灵感受能力。

今天晚上我非常感谢幸福与科学协会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我更感谢这么多朋友远道而来坐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去分享心灵的成长，我今天也非常感谢有这两面小旗子（中国和日本国旗），在我的眼前，它告诉我们，我们的文化是相通的，我们的内心是相通的，我祝愿每一位朋友永远拥有自己的幸福和快乐。

谢谢所有的朋友们，祝大家幸福快乐，谢谢你们。

第30章　后记：孔健先生日文讲演

诸位：好。此时在中国应该说：“晚上好！”“晚上好！”

由我来介绍一下于丹先生（日文的尊称）和她的《〈论语〉心得》。今天上午于丹先生在“外国人特派员俱乐部”讲演，下午是去早稻田，紧跟着晚上在这里给大家讲演。今晚的讲演超出原定时间30多分钟，我刚才在那边的侧台上，心里一股劲地着急，因为于先生非常忙，超出这么长时间怎么对于先生交代，我的心情应该是与大家一样有些担心。

于丹先生能够超出这么长时间讲演，我想还是在大家热情地听讲的气氛感染下，于先生很激动从而延长了讲演时间吧。再者就是大概源于孔子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话吧。

接下来的日程是明天晚上6点30分，与福田首相会见。

于先生26日到日本，在大使馆进行了讲演，场面十分感人，崔天凯大使推掉了外事活动而带头坐下来听于丹的演讲，成了于丹的粉丝。第二天早晨与我见面，并由我陪同于丹先生去秋田参观。方才于先生在讲演中也提到了秋田，知道她感触很深。

昨天一天去了冲绳，晚上回来。今天讲演时，于丹先生身穿的那件粉红色衣服，是在冲绳筹措的。当时买时于丹先生非常犹豫，她对我说：“孔健先生，在我一生中，是第一次穿这么鲜艳的衣服。我穿这件衣服行吗？”她为什么要这样问我呢？因为在中国，于先生与在座的日本女性一样，穿的基本是黑色、蓝色，最多也就是白色的衣服。那粉红颜色不是她的颜色，是她家3岁女儿的喜爱色。我曾经送给于丹先生一个卡西欧牌粉红色照相机，当她把它拿回家时，3岁的女儿说：“妈妈，这个颜色和这个照相机是我的。”

在这样的气氛中我为什么要说这些呢？因为去年5月，于丹先生来日本参加京都的立命馆大学召开的“国际孔子论坛”。全世界的孔子学院的代表都来了。会上于丹先生也作了讲演，那天的会场气氛和今天的一样很热烈。于丹先生也是远远地超出了讲演的时间。坐在后面的人一股劲地向于丹先生示意：“没时间了，没时间了。”当时于丹先生也是完全没有理会，直到结束自己的演说。

在京都的演说结束之后，我陪同于丹先生乘新干线到了东京。在东京她对我说：“孔健先生，我解放了。”于丹先生在皇宫前拍照了足足两个多小时。于丹先生说：“今天是我最幸福的一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去年的“五一”发生过这么一件事。于丹先生和丈夫带着3岁的女儿到动物园去玩，没想到刚下车来到北京动物园门口，就被热情的粉丝们认出“哇”地围了上来，又是签名、又是拍照、又是要交流思想。孩子被这场面吓哭了，丈夫到一边哄孩子。结果原本是带着孩子到动物园看大熊猫的于丹先生，没想到自己却变成了“大熊猫”。

以至于去年10月国庆节7天休假期间里，于丹先生没有离开家门一步。因为这7天里中央电视台每天播放一小时于丹先生的讲演，全国有7亿人在看这个广播。于丹先生的讲演非常有影响力，从而也给于丹先生带来了精神压力和生活压力。

在这种压力很大精神非常紧张的状态下，于丹先生脸上出现了湿疹。我与里村先生于今年1月上旬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图书订货会，订货会上见到了于丹先生。当时于先生的湿疹还是很严重的，于是，里村先生买了相应的化妆品，于丹先生使用后，湿疹有所好转，再加上日本的自然美和饮食，因而得以今天有这样灿烂的笑容站在这个讲台上为大家发表这么精彩的演说。

去年我陪同于丹先生在东京参观了小台场、日光等著名的观光地，大约参观游览了两天。在成田机场分别的时候，于丹先生含着热泪问我：“孔健先生，为什么用整整两天宝贵的时间热情地陪同我？”我说：“不是我在陪同您，是我的祖先孔子超越2500年的时空让我代表他，用两天的时间来感谢您的。”于丹先生再也没有说什么。

孔子在《论语》中说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孔子从很年轻的时候开始就非常努力，但是最后也没能实现自己的愿望，没办法只能想乘筏子去海上。那个时代没有船即使乘筏子也到不了目的地。我的祖先没能出海。

大约是五六年前吧，我去市民大学讲演，讲演后被拉到一个酒馆喝酒，有人把我介绍给别人时说：“他可是孔子的后代子孙哟！”老板娘说：是哪个大学的讲师（日语的“讲师”发音与“孔子”相同）？所幸的是我现在终于成为日本SBI大学的教授了。

后来人们把“孔子”两个字，写给她看时，老板娘又说：原来是（“孔”的日文可读为“”，“子”读为“而”又是一种鱼的名字，是“星鳗”之意）’啊！

听了她的这句话，当时浮现在我头脑里的一幕是：“我的祖先孔子乘着竹筏子出海，怎么最后变成了‘星鳗鱼’了”？

日本有句谚语叫做“不懂论语者，也能说论语”，这一天让我真正感到不仅是“论语”，即使我的祖先“孔子”的名字也在被人们谈论着。

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多亏了于丹先生的这本《论语力》（日语版本的名字）使我的祖先孔子再一次成为中国人众所周知的人物，还有出版这本书的编辑祝先生。在中华书局的李岩社长、顾青副总编、祝编辑等全社的努力下，于丹先生的这本书销售量很好，非常受欢迎。因为受欢迎所以这本书甚至出现了盗版，当然这样出版社受到了很大损失，但是，从而也可以看出这本书是非常受欢迎的。从这个角度上讲，请允许我再次对于丹先生和中华书局的祝先生表示感谢！

今天，我的祖先是最高兴的。因为他又回来了，回到中国人的心上。

孔子3岁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他跟着母亲生活，在家乡曲阜刻苦学习。20岁时在家乡成了小有名气的学者；30岁时，在中国首开先河办起了私塾，即今天的“孔子学院”；40多岁时，他认识到只学习是不能救国的，自己周游列国，为政治做贡献；55岁时，孔子成了大司寇，相当于今天的“司法部长”。他曾立志在这个职位上做更大贡献。但是，由于自己的抱负得不到实现，孔子毅然地辞去职务，带着弟子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十四年“活学活用”的旅行。于是，出现了具有哲理的“心之旅”的《论语》。

于丹先生编写的这本《论语力》就是对《论语》的通俗讲解和感悟心得，为什么《论语》在中国深入人心呢？为什么在中国和日本留下了《论语》和“算盘”呢？我认为，现在人们的心理和2500年前人们的心理是完全相同的，所不同的是这个环境变了，有电脑了，但人们的心却缺失很多。

因此我就想，我们这个时代对《论语》需要多少呢？《论语》在韩国非常普遍，对孔子非常尊敬，我几次去韩国，大家都排着队，来听我这孔子后裔的演讲，有一次演讲后竟有很多人排队要求我抚摸他们的头。这样的动作可能会引起人们投来诧异的目光，但这说明了韩国人对孔子的尊敬。从这一点来讲，中、日、韩是相通的，她共同的东西就是儒教。

《论语》到了日本，就像对了水的威士忌。变成了对日本人容易接受的适合日本人口味的形式。一部《论语》和“算盘”使日本成为经济大国，但是，原本一手持《论语》，一手持“算盘”的日本，变成了双手都持“算盘”的时代，于是出现了泡沫经济。我想“钱多了，心弱了，道德去掉了”的那个时代的伤痕现在还留在每个人的心中。

今年将在北京举办奥运会，在这之前我去的北京出版界书籍订货大会上，我在想中国人在追求什么呢？我感到，中国人追求的是“心”，是一个新时代的道德水准，是一个和谐美满的明天。

在这次订货会上遇到于丹先生正在出版她的关于《庄子》的这本书，偶尔看到大江健三郎先生的书也摆放在国家出版总署的书籍陈列窗内。于是，我从书包里拿出了《孔子的礼仪》、《孔子的现代成功哲学》放了进去，与大江先生的书一起陈列在那里。当时就有十几个出版社跟我说能否让他们出版这两本书，我很感动。如今中国人的心也在迷失，现代的哲学、孔子的礼仪，对中国人来说是一把钥匙，中国人正在寻求的正是这些。今年奥林匹克上要选一些口号，里面的5个口号都出自于《论语》。

它们是：①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②四海之内，皆兄弟也。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④德不孤，必有邻。⑤礼之用，和为贵。

明年是我的祖先孔子诞辰2560周年。迎接奥运来临之际，于丹先生的书能在日本出版，使我的祖先非常高兴。我这个孔子75代子孙能与于丹先生同台讲演，参加研讨会，也是祖先孔子非常高兴的事。因为他的梦想在韩国、日本、全世界、特别是在中国得到了实现。

今年春节期间于丹先生的讲演还要从初一播放到初七，每天一小时，开始播放第二阶段的内容，这次内容的第一节是：孝敬父母，第二节是：信仰……

人生只有一次，要抓住生命，度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现在胡锦涛主席就是要用“科学发展观”建设一个“和谐社会”。那么，“和”是什么？我认为：“和”就是幸福，“科学发展观”就是社会发展。

在我看来：中日两国人民长相相似，文化相通，在我们的心里，两国之间没有国界。而我们共通的东西是筷子、汉字和儒学。

刚才于丹先生已经讲过“二人”横着放就是“仁”，是两个人心照不宣，有爱即仁。竖着放就是“天”字，让我们用“仁爱”之心相互交往，共同迎接美好和谐和社会和人生。

我的祖先孔子笑了，笑看中日韩儒教大结盟！

因为您的手里有一本《论语力》，它在给您以无限的力量。

谢谢！再见！

第31章　我眼里的于丹及“于丹现象”

读完于丹的《〈论语〉心得》，我惭愧了，并感慨万分，可能她是成功的《论语》翻译大师，以通俗的形式翻译给大众，她让经典不再神秘，毕竟于丹没有篡改《论语》。我想劝那些老学究或称治学严谨的学者与其指责于丹，不如你也古为今用与时俱进，具体进到通俗易懂地翻译经典，加入到于丹大众传播传统文化队伍中来。假如学士、硕士学习中文，学习先秦诸子等古典文学，而在博士进入传播专业，就比中文和哲学的学者多了一个翅膀，就更会利用大众传播驾驭中国古典，去弘扬祖国的文化。于丹的《〈论语〉心得》

妙就妙在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把孔子的《论语》和东西南北、上下古今的人和事融合在一起，有条不紊地表述出来，组成各种各样的画面，读起来深感内容丰富视野宽阔，活泼有趣，可读性大矣！我想，这就是“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文理”在起作用吧！

如果说才华过人、魅力独特的演说家就是今天的于丹，那么，只有现场聆听于丹演说你才能体会在电视中完全没有的信息场，现场的气氛、听众的反应、现场发挥的细节等元素没有被电视省略，完全真实展现在你面前。2007年5月在京都世界孔子学院论坛上，我现场聆听了于丹的演讲，为于丹演讲展现的惊人才华，为观众顶礼膜拜的热情感到震撼。“于丹热”的出现，从于丹演说中的过人才华中可以找到答案。出色演说令人叹为观止。所以说“于丹热”形成原因有很多因素，时代背景、国民心理、传播工具的推广等等都是关联因素。但“于丹热”形成原因中很重要的因素还有个人才华和个人魅力。对知识才华的钦佩折服，对知识女性、学者身份的魅力追逐，都是形成大量狂热追随者的原因。于丹是学术上的超级女生，能有更多的人选择追逐学术超女，总比追逐文艺上的超女更值得提倡和鼓励。追逐学术超女就是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认同，而特殊魅力的学术超女实在太少太少了。虽然至今有人反对于丹，但声音微弱难成气候，从于丹书籍发行的奇迹，到于丹演说多次出现的爆棚奇观，不难看出主流民意和主流价值的取向。

第32章　于丹“人如其名”

于丹“人如其名”

于丹“人如其名”，一路走红。在央视《百家讲坛》栏目上解读《论语》和《庄子》后，于丹成为家喻户晓的传统经典布道人。而据其演讲稿整理而成的《〈论语〉心得》和《〈庄子〉心得》总销量突破1000万册大关。对此，坊间用“学术超女”来形容于丹这位具有影响力的文化人，不过，于丹的走红，也让人疑惑不解，解读传统经典这事儿，很多人做过，为什么单单她红了？

很多人或许并不清楚，擅长讲述传统经典的于丹，其本职行当是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院长助理、影视传媒系主任、博士生导师。看上去充满现代感的影视传媒似乎和《论语》、《庄子》这些圣贤书格格不入，而事实上，于丹正是让今天的传播媒介为实践服务，从中取法，摆好传播者与受众的最佳位置，智慧地游弋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并用传统经典的精髓，化解着现代人的精神困惑。

《〈庄子〉心得》开篇就讲了个真实的故事：于丹的一个朋友，原来是做媒体的，后来改行做了房地产，资产越做越大，本来应该是很幸福的，但是幸福却离他越来越远，他总是担心儿子上学后会被人绑架，于是选择将家人送往国外，留下自己孤独地在国内打拼。于丹由此感慨地说：“一个只拥有10块钱的人，他的快乐未必不如一个拥有亿万身价的人，手中有多少金钱，并不能决定它在你心里的分量。”

这就是于丹从《庄子》中悟出的“名利观”。解读经典，不单单要阐明文字包裹着的哲理，更应该知道它们对现实生活的指导意义。于丹立足经典又放眼现实生活。她对《论语》、《庄子》的解读，决不限于将古文转化为现代汉语那么简单，她更强调阅读经典对人心灵成长的裨益，更注重将圣贤思想的精髓，转化为实际可用的处事原则。

如今从网上搜索于丹的信息，已达530万条之多，可称之为中国个人之最。从网上随意搜索一下，就可以发现于丹的演讲足迹遍布中国各地，其中邀请者不乏各地的政府机关，而许多政府官员、企业家、大学者从不讳言是“鱼丸”。“对症下药”给现代人提供“心灵鸡汤”。从这个意义上说，于丹是一位出色的布道人，也是将孔子的教学理念成果转化为传播理念而取得成效的传播大师。

第33章　她带领人们来到老圣哲面前

过去古人用《论语》治国平天下；如今，现代人用《论语》经商、管企业、研究哲学和文学，这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书为人用，无可厚非。现在，以《论语》为材料，来研究孔子似乎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可喜可贺，《论语》又多了一种功能，于丹用自己的成功证实了这一点。

当中央台《百家讲坛》播放于丹“论语心得”后，中华书局在出版《于丹〈论语〉心得》一书时，并未估量过传播的力量，更未料到出现“井喷”现象。殊不知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今天许多人的心灵却面临精神“缺食”的危机，正是于丹运用《论语》传播的传统文化，送上一道清新可口的喷香菜，满足了人们的需求和欲望。同时也预示着《〈论语〉心得》会全力推动传统文化的复兴与发展。

她把七亿中国人带到了一位年已2500多岁的老贤哲面前。于是这位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圣贤，变成了一个面目和善、言谈可亲的邻家老头，并借助于丹与一大群看书听讲座的现代男女，就他们的成长心事及奔小康、冲中产道路上的遭遇和不平大拉家常。睿智远见、为人们留有许多思考余地的孔子可能没有料到，2500多年后的今天，因有了一位女学者，他的经典语录再次重重地叩动着人们的心弦。

于丹是央视10套的策划顾问，《百家讲坛》早已经定了《论语》的题目，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主讲人。“于丹有这个潜能，她会把握说服力和吸引力的尺度。”于是，负责人动员她主讲这个题目。于丹坦言：“起初我还不同意呢。我想有那么多老教授，怎么能轮到我讲《论语》？他们反复做工作，我忐忑不安地去试了试，没想到效果还不错。”在国庆黄金周内，于丹分别讲述了《论语》中有关“天地之道”、“心灵之道”、“处世之道”、“君子之道”、“交友之道”、“理想之道”、“人生之道”7个方面。在于丹看来，《论语》的内容70个方面都不止，但《百家讲坛》要求只讲7天。她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摘取自认为对大众现实生活有积极意义的内容先取7个方面来讲。根据十多年从事教学工作及媒体研究的经验，于丹相信听众会对这7个方面的选择具有一定的需求。

在讲述中，于丹加进自己的心得，还串进去很多故事。她说：“作《论语》的考据，我没有资格和水平，我做的不是学术的解读，而是大众传播。制片人告诉我，我讲的要让15岁以上的人都能听懂，都喜欢听。”在于丹看来，这也正是《百家讲坛》的成功之处——让经典的东西走出象牙塔，让观众期待它，而不是媒体的自说自话。

第34章　于丹成功并非偶然

从传播的范围来说，传播可分为对内传播和对外传播。

对内传播的传播对象在国内。传播者与传播的对象相距很近，甚或就生活在传播对象中间，比较容易听到传播对象的呼声，对他们的喜好和口味也不难了解，因而易于解决好传播的针对性问题。

相比之下，对外传播的针对性就不好解决，因为传播对象在国外，远隔重洋，传播者与传播对象的差异较大，彼此有不同的民族的习惯，不同的语言和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等。这些差异就给对外传播带来了诸多的困难，在传播的内容和方式上都与对内的传播不同。比如说，在中国的对内传播主要是讲当前发生的重大事件和社会新闻，而对外传播的内容当然也少不了这些，但是除此而外，还要偏重于中国基本情况的介绍：如中国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遗产、神奇的中医、中药和武术、美丽的风景区、古老的长城、多彩的民族、宗教的情况、普通人的生活。总之，对外传播的内容既有今日的主旋律，又有昨日的光辉，借以传播中国的两个形象：改革开放的现代中国形象和文明古国的形象。

对国内读者来说，我们用不着在报刊上去给他们介绍长城是怎么回事，新中国的国旗国徽是什么样子，因为他们早知道了。但是，对外国读者来说，这些都是新鲜东西，非常感兴趣。当市场经济兴起的时候，国内读者兴奋起来，喜欢这方面的报道，同样的内容讲给外国读者听，他们的反应却不热烈，因为在他们那里百年以前就搞了市场经济，你认为是新鲜的东西他却视为旧事物。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国内读者感兴趣的东西，国外读者并不感兴趣，反之，外国人喜欢的东西中国人不一定喜欢。内外读者的胃口有别，我们的对内传播和对外传播也应该有别。明白了那些区别点，我们就可以掌握分寸，加强对内对外彼此各异的针对性。

于丹的成功，关键在于她独特的讲述方式。朱熹也讲《论语》，钱穆也讲《论语》，当今中国，各高校许多讲堂都在讲《论语》，为什么其他人没有掀起这样的狂潮？

就讲述技巧而言，易中天强调了“平民立场”4个字。他说，“传播效果很大程度上来自亲和力，亲和力来自于‘平民立场’。观众认为你与他一样看问题、想事情，就没有距离、没隔阂，不是居高临下、咄咄逼人，没有对立情绪，也就不会产生逆反心理，不仅你和他们是一样的人，故事中那些历史人物、英雄人物也和他们一样，他就爱听你讲话。”

于丹“心得式”的解读方式，能更好地还原《论语》作用于人心的初衷，能降低经典“入世”的成本。对学术界以外的大众来说，这种讲法太好了。别小看一个个小故事，她就把《论语》讲活了。

一句话，于丹尊重了大众传媒的规律，使用了恰当的方法和技巧，用市井百姓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进行传播，是她的讲座火起来的重要原因。

从事媒体工作的人都知道，“三贴近”，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是传媒接近群众、吸引受众的不二法门。既要贴近群众，就要熟悉群众、了解群众，央视《百家讲坛》将节目定位于“初中文化水平”，就是基于对受众的深刻了解。制片人万卫分析说：“初中文化水平并不是指为初中毕业的知识层次的人服务。实际上，只要你跨出所学的学科，在其他学科你就是初中水平。比如你是学物理的，历史对你来讲就是初中水平。”多么精到的分析！由此我们似乎又一次体味到了“三贴近”的威力。

于丹的成功，方法技巧固然重要，传播工具亦不可或缺。有人说，于丹踩在了“巨人”的肩膀上——这位巨人，就是在中国独一无二、在电视传播领域具有某种“垄断”地位的中央电视台。是电视这个主流传播媒介的巨大影响力，造就了于丹的水涨船高。

第35章　为什么是于丹？

西方传播学有一种令人听起来感到不舒服的理论，叫做“靶子论”。这种理论形象地把传播内容比作箭，把传播对象比作靶子，而传播者呢，自然是操箭的弓手。据说，传播者是主动的，传播对象是被动的，而且散沙一般，无法抵御传播者的射击。只要你肯把箭射向靶子，传播对象就会应声而倒，即接受你的传播内容。这种理论，把传播对象视为愚昧的芸芸众生，把传播者视为可以为所欲为的神人，似乎不管传播什么内容（真的、假的、善的、恶的、美的、丑的）只要不断地射箭，传播对象都会不加选择、也无须怀疑地加以接受。事实上，问题没那么简单，传播对象岂可随意摆布？岂可任人愚弄？岂可去接受那些假的、丑的、恶的传播内容？你在那里无中生有地传播一些谣言也是可以击倒“靶子”的么？

“靶子论”早已行不通了，现在的传播者谁还按这种理论行事？“靶子论”之所以没有生命力，关键性的原因是没有正确对待传播对象，它不是尊重传播对象，而是压服、愚弄传播对象。于是，传播者与传播对象之间的关系就不正常了，传播者总是高高在上，把自己视为教育者，把传播对象视为受教育者，我讲你听，我有发言权，你没有发言权，讲一次不行，再讲一次，用传播攻势来折服你，似乎谣言三遍也成真理。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大众传媒事业的不断发展，人们早已把“靶子论”抛弃了。其实，传播者与传播对象是平等的，传播者尊重传播对象，而传播对象则依赖传播者。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关系，我尊重你，你依赖我，通过传播这条纽带，把双方的心系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报纸没有读者，报纸给谁看呢？读者离开了报纸，又怎样获取信息呢？报纸、电台、电视台、出版社都离不开自己的读者、听众和观众。他们才是传媒的主人，而记者、编辑、播音员只不过是受众的服务员罢了。写到这里，我们又可以说传播者与传播对象之间的关系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

既然是这样，传播者就要把传播对象看作朋友，非常友好地对待他们。现在常听人说“读者是上帝”。这个比喻性的说法未必太恰当，但可以看出读者在传播者心目中的地位，并对读者怀有美好的感情。

人是感情的动物，人际关系往往以情系之，读者与编者之间难道就仅仅是我花钱你卖报的买卖关系吗？当然不是，这中间有感情的纽带。30年代，著名作家邹韬奋办刊物，把读者视为亲人，对读者来信一一作复，而读者把它视为良师益友，并对他的出版事业予以支持。邹韬奋对读者怀有感情，并靠这种感情反馈发展了自己的传播事业。

古代的孔子也是这样。他对自己的传播对象怀有感情，反过来，学生尊敬他，爱护他，帮助他游说诸侯，整理文化典籍。他从来不欺骗自己的学生，而是献出一片爱心，对学生怀有很深的感情。

学生颜回不幸短命，孔子和其他学生一起讨论死者的丧葬问题，有人提出要厚葬，他反对，主张薄葬。丧事办完之后，孔子长期悲痛，《论语·先进篇》有记载：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

孔子这里表现出来的感情是强烈的，悲痛是巨大的，对颜回的死感到非常意外，一个“噫”字说明了这一点。他认为颜回的死是老天爷与自己过不去，颜回死就等于是要孔子的命。正因为如此，他不能节哀，“自为之恸”（孔子为颜回的死而悲痛）。身边的人对孔子说：“您太悲伤了！”孔子回答说：“我悲伤吗？我不是为那个人（颜回）悲伤而又是在为谁悲伤呢？”情见乎词，孔子何其悲痛。

孔子对学生怀有感情，反过来，学生对老师同样怀有感情，传播者与传播对象之间的感情是互相的。孔子在流亡期间，有一次在“匡”那个地方被围困，学生失散了，孔子和颜回也失去了联系。后来，颜回找到了老师，师生重逢又惊又喜。孔子说：“我以为你已经死了呢！”颜回深情地说：“先生在世，学生我怎么敢死呀！”，师生在遇难的危急时刻，互相惦记，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友情动人。

从上述故事中，我们可以清醒地认识到：传播者应当对传播对象怀有感情，而且这种感情可以得到回报。在现代的大众传播实践中，情形也是这样的。

“于丹比我更现代更人性，所以她比我更红。当时我看于丹第一眼时，就觉得她很有人情味，肯定能成功。”易中天说到于丹时，这样评价了她。

易中天很希望能有更多的有知名度的学者来做经典和历史的传承与传播，他说：“只要出现一个，我就叫好。于丹呀，于立群呀，孙立群呀，我都力挺他们。我挺于丹，外界诸多猜测。其实我的初衷就是让更多的人来做这个事情。”

第3卷　我就是孔子第75代直系孙

第36章　爷爷续了一辈子孔家家谱

孔健，就是孔子第75代直系孙。

我本名孔祥林，1958年生于北戴河。因为同名的太多，所以从小时候就改用妈妈起的“孔健”这个名字。我家在孔子家族中是第四大户“滕阳户”，爷爷孔庆功是1936年主修孔氏家谱的负责人之一，在4岁那年，爷爷就成为了我的《论语》启蒙老师。

我经常这样自嘲：一路风歌一路情，孔子基因全继承，一生不闲穷折腾，忽悠策划“孔门生”。一路传播一路红，普及《论语》苦长征，“巨龙”腾飞中日和，“知命”还乡儒道行。我的爷爷——孔庆功是个传奇人物，孔子第73代直系孙，1936年孔子家谱主要修谱人之一，孔家滕阳户掌门人。参加续孔氏家谱以后，一辈子与文字打交道。他写过孔子的故事，写过很多儒家人物的传奇故事，那用狼毫毛笔一个字一个字写成的书稿如果堆起来，竟然超过了他的身高。但是他的一生却是怀才不遇，他所写就的文章在那个年代始终未能发表。提起祖父的一生，我不由得流露出一丝遗憾。“爷爷经常和我讲‘学而时习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他临终前留下的遗作是《孔氏姓源》，主要讲述从孔子前十几代到当代的孔家史，是一部具有相当价值的研究孔子的史记，这些让我一辈子受益无穷。”爷爷1990年去世，现长眠于曲阜孔林滕阳户墓地，墓碑由时任人大委员长的铁木尔题词。

我的父亲孔繁宗，孔子第74代直系孙；1948年参加革命，1951年成为中国海军第一批潜艇支队轮机兵，1956年被评为中国海军优秀标兵，1959年被选为国庆十周年海军仪仗队护旗手。1970年复员，进入山东外贸食品船队，往返于中日航线，于2005年病逝。母亲刘穆，1957年毕业于北京护士学校，后分配到国家机关北戴河医院工作，后转到青岛市市立医院工作，现退休。

第37章　在日奋斗：墙里开花墙外香

我是一位在日本生活打拼了24年的人，可以说我的人生几乎有一半时间是在日本度过的。我是孔氏家族的子孙，把孔子思想推向世界不仅是祖辈的心愿，同时也是我的心愿。作为孔家的子孙，我把这份心愿看得很重很重，想用一辈子去实现，去为祖先圆上恢复周礼求得和谐社会这个梦………

4岁读《论语》，20岁学日语，24岁当记者，27岁赴日留学，38岁在日创办首份华人日文报纸，45岁写《新论语学》，49岁翻译《于丹〈论语〉心得》……我的所有故事，都和《论语》有关，和日本有缘。

我20岁考上了山东大学日语系。“我父亲孔繁宗是新中国第一代潜艇兵，1959年国庆阅兵式上，他作为海军标兵，曾经担任过海军仪仗队护旗手。70年代，父亲复员之后分配到山东外贸船队，主要跑中日之间的航线。在我上中学的时候，他从日本接船回来给我带回日文版的《论语》。我一看都能看懂，于是就对日语产生了兴趣，想以后学英日两门语言。但考大学那会儿只能选一门，我就选了日语。父亲以前带回来的日语书后来全变成了我的财富。”

毕业后，我顺利地进入了自己理想的单位——人民画报社，做了一名日文编辑。一天，看到日本《朝日新闻》报上有介绍日中留学交流协会事务局长的文章，我很激动，立刻给对方写信表达了想去日本留学的愿望，没想到很快得到了回复。对方盛邀我赴日，并安排到上智大学研究生院新闻系留学。

日本出版的有关孔子和《论语》的书要比国内多得多，我几乎收藏了日本近代所出版的这方面的著作。从江户时代就开始普及《论语》，日本哲学思想的土壤很肥沃，非常适合孔子思想的推广。正所谓墙内开花墙外香。我想，孔子在国内开的花，我能不能让它在日本香起来呢？为了这个梦想，我23年来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在日本普及孔子思想，弘扬中国文化。

花开容易盛开难。所幸我读的专业跟于丹一样是新闻传播学，我知道该如何在异国他乡去普及《论语》和孔子的思想。在日本上智大学院新闻专业从硕士读到博士，一读就是十年。硕士论文为中国近代新闻史的源流，在日本新闻界引起相当大的震动，成书后一直被选作日本大学新闻专业的教材。1995年，我独发奇想，历经十年的研究整理，提交了博士论文《论语、孔子与大众传播》，这一举让日本人对我这位孔子子孙另眼相看，也让当时的世界传媒研究界不得不承认，孔子就是大众传播学的鼻祖。

正像于丹教授对我说的那样，“原来大哥这位孔家后人的理论和我不谋而合，让我在今天得到了充分的实践。”或许我已经预料到今天会通过传媒这一崭新的手段，即电视这一传播平台会轻而易举地把孔子思想推广普及开来。我在日本也是利用电视和讲演的平台，二十多年来不懈努力，抱着传播孔学的信念跑遍日本列岛，把《论语》和孔子传播到了日本人的心中。可以说今天一亿三千多万日本国民，都知道孔子75代直系孙孔健在日本讲习《论语》，推广中国文化。我的中英日韩四国对译《论语》、《孔子家的家训》、《论语和日本人》、《孔子学系列丛书》、《孔子演义》、《新论语学》、《真说人间孔子》、《左手论语、右手算盘》、《儒教真经》、《论语感悟》、《孔子基因促成征服日本人》、《论语的智慧补品》、《孔子一日一语》、《孔子大全集》等都已成为日本图书馆学《论语》的最佳参考书，自己也成为日本公认的孔子研究家。

在大学院读博士生时，我是新闻专业博士生，在日本创办了世界第一份日文的中国信息报《中国巨龙》（周报）。在人民大会堂，当时的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李源潮亲自主持了创刊大会。为了传播孔子和中国文化，我投入所有个人资产，不惜举债把《中国巨龙》报办到今天。

虽然日本的遣隋使和遣唐使学走了中国的文化，但在日本历史上却没有一份能让日本人读懂中国和孔子的日语报纸和刊物。我是中国外文局出身，深知国家每年投上大量的资金在国内办日文刊物，然后寄到日本，结果是隔靴挠痒，起不到很大作用。我让日本人去写中国，去宣介中国文化，并且还在当地办报，效果就不一样了，语言准、时效快、还脱去国内那种八股式的外宣论调，让日本人更容易接受，同时又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传播开来，所以到现在《中国巨龙》报纸每周已发行到10万份，达到家喻户晓，遍布日本全国。

除了创办报纸外，我还坚持写作，光是用日文写就的关于孔子思想和中日文化比较的著作就达70余本。我的《日本人永远不懂中国人》、《日本人的发想和中国人的发想》、《香港人、上海人、北京人》、《中国流不败的交涉术》、《中日难免一战》、《日本人如何在中国赚大钱》、《中国人的处世哲学》等都销售在10万册以上，《君子的条件》、《越忙越穷的道理》、《中国人的真面目》、《中国人的品质》、《钢样做事、水样做人》、《日本人经商66秘诀》、《破解日本人的密码》、《麻辣中国人和辣根日本人》、《西南丝路》也被选入日本中国入门书目，自己经常成为日本的排行榜作家。

日本媒体把我列入日本演讲师百强榜，每年接受演讲的邀请多达百场。从日本列岛的南端到北部，我每次的演讲都是围绕着《论语》，讲述中日文化的差异，讲述中国文化的仁义之心。日本人称自己为“孔子思想的传道者”“中日交流的民间文化大使”。

百忙之余，我还安排了今年1月份于丹访日的全部行程。从东京到秋田，从秋田到冲绳，最后又回到东京。我利用自己在日本的人脉关系，带领于丹教授走进了日本的首相府，福田康夫首相会见了于丹教授。将于丹的书翻译到日本，把于丹的演讲推上日本人的讲堂，又让于丹在日本培养了成千上万的粉丝。

我要替孔家众多的子孙感谢于丹。向世界推广孔子文化，这是我们孔家祖辈2500年来未实现的梦，今天终于通过于丹得以圆梦。

第38章　每天把《论语》带在身边

我有个提议，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宾馆里每个房间都应该放一本《论语》。西方放《圣经》，而《论语》是我们东方的圣经。

在我鼓鼓的公文包中，总有一件东西必不可少，那就是《论语》。我每天把它带在身旁，有空就读一点。已经读了无数遍了，每读一遍都有不同的感悟。《论语》是人生最好的助推器，正是它把我推到了“知天命”的50岁。

我翻译《于丹〈论语〉心得》（日文版名《论语力》），那我自己的心得呢？

《论语》中“仁”字被提及了100多次，那是孔子在百遍的告知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是要学会仁爱。而给我们启发最大的还是“温故而知新”。没有“温故”，就没有对比。混日子永远是故，不是新。多年来，我就是以这样积极的心态来生活的。去年，我和于丹相约一起参加了孔子祭。祭拜祖先对于我来说是“温故”，如何将古老的孔子思想注入新的活力才是我真正在思考的。

《论语》不单是一本孔子和学生的对话录，更是一门学科。我下个学期要在日本SBI大学院开设“论语学”这门课。不久还要通过中华书局出版中日文对照的《论语》。总之，儒家思想在当今社会还是非常重要的，它对于建设和谐社会，对于净化人们的心灵，对于抑制当前社会的浮躁风气都还是很有必要的……

只要谈到孔子思想，我就像痴迷一般，不论多么疲倦，我会马上精神抖擞，我不仅在实现着爷爷还有祖辈未实现的旧梦，更在用行动打造着自己的新梦。

第39章　万代一宗的天下第一家孔族渊源

在古代宗法社会中有姓有氏，姓以纪起源，氏以纪其流。孔子先世原为子姓，自孔子六世祖孔父嘉起，因“五世亲尽，别为公族”，乃以字为氏，是为孔氏之始。至孔子时，姓氏不再两存，以氏为姓，所以孔族尊孔子为一世祖。

孔子有儿名孟皮，当然也姓孔。其子孔忠，字子蔑，也是孔子的弟子之一，但其后无传。孟皮有女，由孔子主婚，嫁给他的弟子南宫适，其子孙已非孔氏。所以后世孔姓基本上都是孔子的后裔。

孔子生孔鲤，字伯鱼，是为二世祖；鲤子孔伋，字子思，是为三世祖。其后有白、求、箕、穿、谦等共8代都是单传。孔谦生了鲋、腾、树三子，可是孔鲋之后只传了8代即绝。孔树传了6代，亦绝。只有孔腾的子孙传了下来，世代繁衍，人丁兴旺，成为后世的孔族。这也是件巧事，历代都有独子。如果其中任何一代绝嗣，那也就没有孔族了。

孔鲤所以名鲤，有个传说是因出生之日正巧鲁昭公赐给孔子一条鲤鱼，因以为名，可是孔子当年才20岁，不过在三卿之一季氏家里当个委吏，不大会因生子而受鲁君之赐。所以也有人说，可能是孔子事先参加了鲁君捕鱼为娱的活动，例可得赐，非因生子。两说不知谁是。然而，后世孔族为避二世祖名讳，习惯上把鲤鱼称为红鱼或福鱼。祭祀时也不用鲤鱼。

孔鲤生平，无多事迹可述。宋徽宗追谥为“泗水侯”。

孔伋上承曾子，下启孟子，后世尊为述圣，孟子受教于子思，继承和发扬了孔子思想，被称为思孟学派。传子思为《中庸》作者，有人存疑，宋徽宗追谥之为“沂水侯”。元文宗又追谥为“沂国述圣公”。

孔鲋是孔子九世孙，又名甲，字子鱼，秦末儒生，因抗拒秦始皇的焚书、不避危祸，将家藏儒学典籍如《论语》、《礼记》、《孝经》等偷藏于孔子故宅墙壁内，自己参加了陈胜起义的农民军。不久又因政见不合，辞退隐居。藏书的秘密也随他而终。

直到100多年后，汉景帝封其子刘余为鲁公王，都于曲阜，为扩建宫室，拆去孔子故宅，不料在夹墙里发现了当年的竹简藏书。字为蝌蚪文，与当时习用经典的内容有所不同，被称为“孔壁古文”。秦皇焚书，孔鲋藏书，破坏与保存中国文化成为鲜明强烈的对比。

第40章　孔家的历史荣誉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孔子的地位日益尊崇，孔子学术被封为万世不易的经典和历朝历代的官方意识形态，孔子从一个没落贵族的子弟，到被称为“素王”——无冕之王。孔子个人也被一再追封加谥，在“褒成宣尼宫”到“文宣王”、“大成至圣文宣王”，一直到“大成至圣先师”，与先祖地位共同进阶的，是嫡传子孙的位阶。

刘邦一统中原后，于公元前195年过鲁，“以太牢祀孔子”。同时封孔子九世孙孔腾为“奉祀君”，令其主持孔子祀事。后来汉元帝诏以孔子第13代孙孔霸以所食邑托孔子，这是孔子后裔世袭爵位奉祀的开始。

数十代间，孔子嫡传由“君”而“侯”，至唐玄宗年间，改封孔子第35代孙孔之为文宣公，这一爵位一直沿袭到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当时仁宗赵祯认为：“追谥孔子为文宣王而遵以王爵，封其嗣褒圣为文宣公，孔氏子孙去国号而袭谥号，礼之失也。”因而，改封孔子第46代孙孔宗愿为衍圣公，后来一度有改为“奉圣公”，但旋即于崇宁三年（1104年）又改为衍圣公。

从此，衍圣公这一爵位一直沿袭了长达八百余年。

第41章　孔府、孔庙、孔林合称“三孔”

孔府、孔庙、孔林合称“三孔”

孔子的家乡在中国的山东省曲阜市。从孔子开始算起到我这一代是第75代，经历了2500多年。祖先们世世代代都在这里生活。孔府也是孔子后裔们一直居住的府第，外观呈宫殿式，坐北朝南三启六扇镶红边的黑漆大门。门的上方悬挂着用金文字书写的“圣府”的匾额。这就是孔府在中国被称为“天下第一家”的孔子子孙们的家。

孔子在世的时候，曲阜这个地方只不过是个远离市镇的小巷子。现在，孔府大门的旁边有了一个两扇的小门，据说那是孔子故居的门。据说孔子一生非常清贫，全家只有三间住房。

我小的时候祖父带我去过几次“三孔”，在孔子故居的旁边有一口古井，这个地方用石头栏杆围了起来，据说这是孔子母亲当年提水的地方。据说皇帝以前来此视察时，就说要大臣们经常喝这口古井的水。

而且在古井的旁边有一台破旧的车子，传闻说那是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前403）孔子到中原一带被分割为鲁、宋、卫、陈、齐、楚等各国巡游时所乘坐的。

孔子死后200年左右，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9一前87）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确立了儒教的正统性，第一次宣布儒教成为国家正式的教义，孔子的典籍成为学者和政治家们的主要学习书籍。

据史书记载，历代帝王中来到孔子庙巡游的有前汉的高祖刘邦、后汉的明帝刘庄、后汉的章帝刘坦、汉朝的安帝刘佑、魏朝的文帝曹丕、唐朝的高帝李治、后周的太祖郭威、宋朝的仁宗赵祯、清朝的圣祖玄烨（康熙帝）等历代皇帝。

每每祭孔时这些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们，都对先祖孔子行叩拜大礼，这可是历史上任何一个贵族不曾享受过的礼遇。

解放以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胡耀邦、江泽民、胡锦涛等国家领导人都来曲阜访问、拜过孔子。蒋介石、冯玉祥、孔祥熙等人也都先后来过。

明清时代，孔子的子孙在皇宫内可以跟皇帝并行，并得到在北京的紫禁城（故宫）内骑马等的特别许可。后裔的代表衍圣公进京时，总是有颜回、孟子的后裔、儒教的老师们随行。每年祭孔时，皇帝巡游到此跟与孔子的后裔们一起拜谒孔子，此时，孔家与宫廷礼节一样鸣放十三响礼炮。

自从我懂事开始就经常听祖父孔庆功说：“孔府不仅是公爵的宅邸，也是圣人的家啊。那可是‘天下第一家’呀，是比皇帝家族还要了不起的家啊。”

确实是这样的，皇帝仅仅是一朝一代的大贵族，而孔府家族却是二千年来世世代代的贵族。

从汉高祖、唐玄宗到宋仁宗都把孔子的后裔奉若神明，特别在明代皇帝将“衍圣公”由三品官升为一品官，列为文臣之首，明清时还特准许衍圣公在皇宫御道上并行。在紫禁城骑马，还陪同皇帝“临雍”（视察学务），衍圣公每次来京，诸贤后裔，五经博士，四陪十二者百十多人也都随同前来。

宋朝以前，孔子后裔在阙里的宅第称为“袭封宅”。宋仁宗景佑五年（1038年）始建“衍圣公府”，以后历代均有所扩建。孔府占地200多亩，有厅、堂、楼、殿四百六十多间，还有一些门坊、花园等。雕梁画栋、奇花异石、凉亭曲桥。称得上是中国最大、最豪华的贵族府第。整个布局是前衙后宅，分为中、东、西三路，与北京故宫相似。中路前为官衙后为内宅、花园，西面是衍圣公接待贵宾、学礼、读书的地方，东路有家庙、祠堂，还有亲属的住所。二门里有座“重光门”，使在院中孤零零地盖起一座双层飞檐的门坊，斗栱建筑的屋顶，八个倒垂的木雕花蕾，门下有石鼓夹抱，左右无墙，平时关闭，从两侧通过，只有在皇帝出巡或祭孔时才能在十三声礼炮声中打开。这是一般官宦人家所没有的，只有烈士封侯的邦君才有资格建造。

孔府的两侧，一墙之隔，便是气势雄伟、金碧辉煌的孔庙。孔庙更大，有300多亩，古木参天，碑碣如林，厅、堂、殿、庑466间。在正殿大成殿前的平台上，围着曲曲折折的汉白玉栏杆。双层飞檐下有十根龙拄，每根都雕镌着石龙，以及明珠、云头，镂空雕刻，功力极深，在阳光照射下，只见云龙飞舞而不见石柱，连北京故宫龙拄也不能媲美。据说每当皇帝来此出巡，十根龙拄都要用黄绸包裹，以免引起皇帝忌讳。孔庙里还有我国是大名楼之一的藏书楼奎文阁，高耸入云，光彩夺目。我小时候背过赞美奎文阁的句子：

“嵯峨俊阁入宫墙，上有云梯百尺长。”

此外还有孔子讲学的地方——杏坛，孔子教给儿子习礼的地方——诗礼堂，孔子夫人亓官氏的寝殿，孔子手植桧树，十三碑亭，以及自鲁以来汉、魏、宋、元、明、清的大量珍贵石碑、门坊和其他古迹。

孔府的北面，穿过三里多长古柏森森的神道，就是孔子及其后裔的墓地——孔林。孔林内老柏古桧，青翠苍郁，四周林墙长达十五华里，占地3000多亩，是我最大的人造园林。60多座楼、亭、殿、堂隐现在密林深处，还有上千的古代碑碣和丰富的地下文物。

孔府、孔庙、孔林合称为“三孔”。“三孔”古迹驰名中外，对于研究古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建筑、书法演变等，都有珍贵的价值，因此素有“东方文化宝库”之称。

第42章　早就取好的孔子后裔的辈分

如果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孔姓名字的前一个字多是“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垂佑”十个字中的某一个字。这是因为孔族取名都要按照行辈用字的规定，一看名字就知道是孔子的第若干代孙。

孔族行辈用字旧称“吉字”，共50个，是历代留下来的，起源于朱元璋的赐字。在此以前取名并无定规。

明初朱元璋此孔氏八辈8个字供取名用。其后因在洪武元年袭封孔希学为第56代衍圣公、洪武17年又袭封孔讷第57代衍圣公，这样就把“希”和“言”旁加上去成为十个字，即：希彦公彦承，弘文惠尚胤（清代为避雍正帝讳，改胤为衍）。

明天启间，这10个字仍不够用，由第65代衍圣公孔胤（衍）植奏准后续上20个字，即：

“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依此，从56代的“希”到85代的“扬”都有固定用字。目前存世的孔姓，辈分最高的约为第71代的“昭”，最低的是第80代“佑”。所以我在本章开始时说当前所见不出这十个字。

民国后孔令贻又另立了20个字，于民国八年咨请北洋政府核准公布成为第81代至100代的用字。即：“建道敦安定、樊修长、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续昌”。次年，以孔德成“宗府布告”名义公布于孔庙诗礼堂，列出前后各20个字，规定“如果有人不依行辈者，必须改正，否则，不准入谱”，这也是过去一贯的规定。

在日本，天皇家族也是世代相传，但我认为在中国只有孔子家族能做到这样世代相传，从不乱辈，并传至110代。

孔子子孙的特点是它的名字在出生之前其辈名就起好了。实际上我的本名叫孔祥林，这个“祥”字就决定了我是第75代。我的父亲叫孔繁宗，“繁”字也是早就确定了的。还有，我现在有了孩子，名字叫“令昊”，“令”字就是76代的人用的辈分字。这样，孔子的子孙直到105代都有了辈分名字。

第43章　孔家的成长秘诀四岁开始读《论语》

从孔子开始算起我是75代，幼年开始就在孔家的严格教育环境中长大。我四岁时开始读《论语》，由祖父孔庆功给我讲授。生在孔家如果没有学问被认为是不忠不孝、大逆不道的。

所以我的兄弟姊妹们都是从四岁在私塾学习，教室就在庭院的西房。每天早晨起床后，祖母照顾我们漱口、洗脸，结束后马上去教室“早习”，学习到8点半再吃早饭，早餐后继续学习到中午，午饭后再返回教室继续学习，下午五六点钟吃晚饭。如果是冬天完餐后还要“夜学”，夏天就不用了。

教师正面的正中央供奉着孔子的像，学习一开始我们先要面对排位行礼，然后再向祖父行礼，随后才开始一天的学习。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祖父全部读了一遍之后，再断句让我复述，他几乎不做解释，只是让我们复述、背诵，不仅能从头背到尾，还可以倒过来一句一句地背诵，尽管书中内容的意思我们一点也不明白。

“现在就是要背诵，不明白也没关系，以后反复学习，再反复读‘四书五经’，将来一定有用处。”祖父的话我一直铭记着。

祖父是一个亲身实践“吾日三省吾身”的人，也让我们照着他的样子学习。我甚至还在梦中见到了孔子。

除了学习“四书五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加上《诗经》、《礼记》、《书经》、《易经》、《春秋》）的课程外，还有历史和地理，除学习这些课程外，我们每天还必须用大量的时间做习字练习。

在孔家是非常重视书法的，学习书法是传统的课目，客人来访时，要在大桌子上摆上文房四宝（笔、墨、纸、砚），必须写上几个字让客人看看，这成了招待客人时不可或缺的礼节。进入学校以后私塾的功课还要继续，我家的私塾持续到1967年。

第44章　孔子其人

我的祖先当然是孔子啦，但要是再往前追溯的话，据说是轩辕黄帝。轩辕黄帝是传说中的中华民族的祖先，姓是姬、号是轩辕氏、有熊氏。据传轩辕帝死后，因为葬于陕西省黄陵县都北边的桥山，所以成了当今名为黄帝陵的名胜古迹。

传说轩辕黄帝有一个叫玄嚣的儿子，继承父位成为天子，因为修炼了太昊之法，所以还被称之为少昊。

少昊在位80年，死后葬于曲阜的云阳山。少昊的第41代嫡孙就是孔父嘉（孔子的六世祖先）。史书记载有“五世亲尽，别为公族，遂为氏孔”，自此他的子孙就都姓孔了。

孔父嘉的第四代也就是孔子的曾祖父孔防叔是宋国（现河南省和江苏省的交界）的贵族，为躲避内乱去到晋国，后又定居在鲁国。因此，孔家丧失了奴隶主贵族世袭的特权。并在鲁国做官得到了叫做“防”的村子，据说防叔重建了孔家。孔子的父亲作为在这个鲁国重建的孔家后人降生了。

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孔纥）是鲁国位置不太高的武官，颇以勇武著称。叔梁为统称，直到后来成为陬邑大夫。大夫是周代的官名，比士高一位。叔梁纥娶鲁国人施氏为妻，生有九个女儿。据说他的妾也有好几个孩子。可是，生下的儿子孟皮腿有毛病行路都很困难。就这样的话难以继承家业，做父亲的当然会不满。为此，步入老年的叔梁纥娶了年轻的颜微在。

当时，已过64岁的婚姻被认为是与“礼”不相称的。况且，叔梁纥既有正妻，还有妾。所以，后来的司马迁在《史记》的“孔子世家”中把这段婚姻称之为“野合”（不符合礼仪）。

据说，孔子出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即公元551年9月28日，因他是秉受尼山的灵气所生，取名叫丘，号称仲尼。从小活泼可爱，啼声洪亮，父母爱逾拱璧。

第45章　孔子的身世

孔子3岁丧父，继承母教。虽家境贫困，但教育孔子演习礼仪以明志，学习技能以谋生，严格要求，其能使成大器。年事稍长，为了帮助母亲维持生计，就从事各种劳动，养成勤劳俭朴的习惯，经受克服困难的磨炼。

孔子自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少年时代已经自觉地开始勤奋求知，树立远志。17岁痛失慈母，寻及父墓，合葬于防山，即今之梁公林。

19岁娶妻宋之亓官氏，次年子孔鲤生。是年在三桓（即三卿）之一的季孙氏家做委吏，管理仓库，以公正无私著称。21岁改任管理畜牧的秉田，认真负责，显示了治事的才能。

孔子少年时艰苦备尝，所以他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孔子勤学好问，学无常师。勤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探求真理，把自己锻炼成文武全才的有志青年。29岁学琴于鲁国琴师师襄子，反复领会，深探意境，以求其精。

30岁已成精六艺、通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的渊博学者，开始首创私学，施教授徒。坚持“有教无类”的方针导致声誉日隆，逐渐成为古今敬仰的伟大教育家。自称“三十而立”。

34岁在周都，问礼于老子，增益文物、政治、为人等知识。

35岁因鲁乱适齐，途遇女子，亲人被虎噬死但不愿离而他去，因之发出“苛政猛于虎”的慨叹。在齐闻“韶”乐，而至“三月不知肉味”。

37岁返鲁，直至50岁。治学施教，修诗书、定礼乐，声名大振，弟子日多，很多精辟的论述、传世名言，成于此时。孔子说：“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确定了坚定不移的人生观，掌握了客观发展的规律。

51岁，鲁定公九年，受命任中都（今山东汶上县）宰。这是孔子初次为官，治理一年，卓有政绩，形成尊老爱幼、路不拾遗的良好风气，一年后升任小司空，再升大司空，兼摄相事。在齐鲁夹谷之会中，破坏齐国阴谋，迫使齐君谢过，归还侵鲁大地。孔子为大司寇后，鲁国大治，正化盛行。

鲁国得治，齐国大惧。乃选美女80人，文马30驷（120匹），以馈鲁国。君臣受惑，怠于政事，多日不朝，疏远孔子。孔子失望，离鲁遁卫，开始了为时14年的周游列国，直至68岁，鲁哀公十一年时，方告结束。返鲁后继续聚徒授业，专心治学，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所谓三千是指前后受业弟子的累计总数，并非同时受教。

孔子说：“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71岁，颜回死，72岁，子路死，孔子连续痛失亲人爱徒，年老力衰，打击过甚，尤其对颜回、子路之死尤其悲痛。73岁，孔子病重，自知不起。一天早上，他扶杖站立门前，叹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朽乎？”哲人自此，寝疾七日而殁，时在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农历二月十一日，死后葬于鲁城北泗水之上。

孟子说得好：“自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

在中国孔子也被称为“孔夫子”，在古代“子”是对男子的敬称，本名是丘。“夫子”是“长”的意思。孔子的子孙直到第7代都是独生子，没有旁系，终于从第8代开始家族繁荣了起来。关于孔家的人数，还没有正确的数字，但在曲阜，自称姓“孔”的人也很多。

住在曲阜的孔氏家族，一般被分为内孔和外孔。孔子的后裔为内孔，人数不太多。孔末（早先不姓孔，谎称姓孔的人）的子孙和历代在孔子家扛活被授予孔姓的人的子孙称为外孔或伪孔。外孔不能入孔氏的家谱，在曲阜姓孔的人中，外孔既不能入家谱的人为数众多，而且自己到底是内孔还是外孔都不知道的人也很多。

因为姓孔的人太多，要把孔子的直系归结为一支的话是很困难的。因此孔家立下定约，为维护孔子的血脉，整个家族要世世代代继续家谱，让子子孙孙可以寻根溯源，温故而知新。这项伟大工程叫“续修家谱”。

所谓续修家谱，从宋代之前收录世袭奉祀的直系长孙一人的手抄本孔氏家谱开始，如果不算大修的话，孔氏家族一共经历了六次修谱。自明朝起，《孔子世家谱》虽有“六十年一大修，三十年一小修”的定约，但《孔子世家谱》实际上只大修了四次：即明天启年间、清康熙年间、乾隆年间和1930年至1937年间。

根据家谱统计，这个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列为“世界最长家谱”的庞大家族，其后裔也亦呈几何数字增长：清康熙年间续修的家谱共计孔子后裔近2万人，乾隆年间为10万余人，到了民国时期已增至56万人，而今，全球已多至400万人。

在我祖父孔庆功的著作《孔子溯源》中：“孔子第五十九代”衍圣公孔彦晋的二弟孔彦韶在公元1568年迁至滕州，设立“滕阳户”。我（孔庆功）1935年又代表孔家第五大户滕阳户赴曲阜主修家谱，历时两年多，现滕阳户的的基地在距孔子基地500米之处为证。并且，1996年我们滕阳户在我的资助和主持下率先按60年一修家谱的规矩而修订的家谱，成为解放以来第一部孔氏家谱。

第46章　孔子家境不好

一位诗人说过：“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是的，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虽生犹死；那些立功立德遗教后世的人，虽死犹生。

中华民族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离开人世已经2500多年了，但他却没有死。他整理过的文化古籍至今流传，他讲过的一些哲理性格言成了我们今天的座右铭。孔子的名字是和中华民族的文化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提到孔子，就联想起中华民族的文化；我们谈到中华民族的文化，就联想起孔子。实际情形就是这样：孔子与我们同在，与中华民族的文化同在。即使再过2500年，孔子也不会被人遗忘，因为他整理过的文化古籍将永远流传下去，他总结的人生格言是超时代的，不会因岁月的流逝而失去光辉。“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这一类格言有永恒的生命力，与天地比寿，与日月争辉。

孔子是中国春秋时代的人，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活了73岁。“人生七十古来稀”，但在2500多年前说来，孔子可算是难得的高寿老人了。

孔子自己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可见，他在青少年时期由于家境不好，自己的地位低贱，不得不去从事一些被别人看不起的工作。他操持家务，为别人的红白喜事当吹鼓手，还为贵族家里管理过牧群和仓库。干这些事，确实也有些“贱”，很不遂孔子的意，但又有什么法子呢？他要吃饭穿衣，要生活呀！

孔子的祖先并不“贱”。在他那时，中国的社会动荡，国家只有表面的统一，周王朝已名存实亡，地方势力割据，豪强并起，诸侯林立。诸侯国中有一个宋国，孔子的祖先原是宋国的贵族，名声显赫，后来因为遇祸，孔子的六世祖被杀，五世祖便逃离宋国，移居鲁国。从此家道中衰，由“贵”到“贱”。

还好，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名纥、字梁、排行叔）总算有点作为，他是一名武士，立过两次战功，当过陬邑大夫。这样说来，孔子父亲不算“贱”，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属于贵族行列里的低等贵族。

叔梁纥——孔父嘉总想有个儿子来传宗接代，惟恐断了孔氏的香火。不巧，他的第一个妻子生了九胎，全是女儿，没有儿子。叔梁纥大失所望，便另娶一妻，天从人愿，再婚后得了个儿子。可是，这儿子的身体欠佳，带有残疾，很不理想。这时的叔梁纥已经56岁了，但他盼子心切，还想要一个健壮聪明的儿子。于是，他向颜家大族的闺女求婚，由于年纪老了，颜家的大闺女和二闺女都不同意。说也巧，三闺女颜征在却点了头。大门闺秀颜征在妙龄怀春，老头子叔梁纥得到了她，能不欣喜吗？老夫少妻真也浪漫，他俩同游尼丘山，向山神祈祷，希望山神保佑颜征在怀胎生子。据史书记载，他俩在祈祷之后便开心地来一次“野合”。

你说巧不巧，这“野合”的产儿便是孔子。为了纪念祈祷山神的那件事，叔梁纥便以山名作为儿子的名字，取名丘。

孔子很不幸，3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叔梁纥留下3个妻子和10多个女儿，不难想象家庭内部的矛盾会一天比一天地多起来。孔子的母亲看到了潜伏的家庭危机，便离开孔家，带着儿子移居鲁国的首府曲阜。

年轻的母亲含辛茹苦，把孔子抚养到17岁的时候，她自己也死去了。

父母双亡，孔子尚未成人。由于父亲的去世，原来的贵族之家彻底破落了；由于母亲的去世，孔子的吃饭穿衣也成问题。年少的孔子自然受到贫困的煎熬，遇到世人的冷眼，他感叹“吾少也贱”并非无病呻吟，是他困苦家境的真实写照。

孔子穷的是钱，不穷于志。人贵有志，孔子恰好就是一个很有志气的人，在贫困中立志学习，好古敏求，做一个知识丰富大有作为的人。那时，教育和文化事业都被官府和贵族们垄断，处于贫贱地位的孔子要获得受教育的权利和借阅古籍文化资料颇不容易，甚至是不可能。然而，有志者事竟成。他向众人学习，以贤者为师，他说得好“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他好古敏求，努力地学习传统文化。他拓宽求知的领域，不远千里，去向哲学家老子请教，向音乐大师学弹琴。经过刻苦的学习，他在母亲死后不几年，就成了很有知识的著名人物。你看，他单身孤子，寻配偶却并不难，19岁就结了婚。第二年孔子做了父亲。他的儿子降世以后，鲁国的国君也来祝贺，送一条鲤鱼作为贺礼。孔子感到很光荣，便给儿子取名叫孔鲤，以此作为纪念。

孔子的名望越来越大，大约在他30岁的时候，便开门办学，传播知识，培养人才，因而成了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后来又成了政治家、思想家，创立了儒家学说。

孔子的成功，是因为自己是天才吗？孔子自己否认这一点，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成功的秘密在于“学而不厌”。举个例子吧！那时有一部将宇宙万物是怎样变化发展的哲理书——《易经》，是比较难懂的，孔子却非常感兴趣，到了自己的晚年还反复阅读。当时，人类还没有发明纸，著书艰难，字要写在竹板上，然后用绳子把竹板穿起来，一本书就是好大一堆竹板。读书时，要翻动竹板。孔子在读《易经》的时候，由于是反复读，他多次把穿连竹板的绳子弄断了。可见他用功之勤。即使这样，他觉得自己对《易经》还未研究透彻，感叹时不我与，如果富有春秋，他还会多用一些工夫。孔子在学习时，对知识的追求总是锲而不舍的。

正因为他一生好学，自己的知识水平和理解能力不断地得到提高，似乎是每隔十年能登上一个新的台阶，达到一个新的境界。到了晚年，他回顾自己的学习历程，感到欣慰，总结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意思是说，我在15岁的时候就立下志向，要刻苦学习，做一个有知识有抱负的人。到了30岁的时候，我对人生、社会、历史等等都有所了解，知识面广了，打下了牢固的知识基础。由于知识丰富，遇到事情的联想能力、分析能力和理解能力也增强了，因此到了40岁的时候遇事就不感到大惑不解，觉得什么事情都是可以理解的，世界是可知的。正因为是可知的，便进一步去探索客观事物的规律性，这一探索似乎是尝到了甜头了，50岁而知天命。所谓“天命”即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这是认识历程上的大飞跃、大台阶。再过10年到了60岁，孔子的涵养性臻于完善，无论别人的什么话（正面的、反面的、顺耳的、逆耳的）都听得进去，到了“耳顺”的阶段。再过10年已达70岁，孔子觉得自己想事做事能按客观规律办事，不妄想，不妄为，也不错过人生的机遇，使主观与客观统一起来，自己想说的话，想做的事都不怎么出差错，不越轨，符合礼教。

孔子毕生好学，知识给了他力量，也给了他乐趣，尽管他一生在政治上不得志，不遇知音，碰上了许多艰难险阻，但是他仍然保持着乐观的生活态度，这是很令人敬佩的。有一次，一位地方官问孔子的学生：“你们的老师孔夫子是怎样的一个人啊？”乍然间，学生莫知所对。孔子后来知道了这件事，对学生说：“你应该这样告诉他，我那位老师呀，他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乐观的孔子十分平易近人。在他的学生们的眼里，他一面是望之俨然的严师，一面又是“即之可亲”的宽厚长者。他不摆教师架子，常和学生们在一起讨论问题，交流思想和感情。有一次，他问身边在坐的几位学生：“说说看，你们各人有什么志向？”当学生们一一说出自己的志向后，回过头来对孔子说：“愿闻先生之志。”孔子坦率地告诉学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所以于丹说的好：“我觉得孔子是一个朴素的温暖的老头，他为人特别厚道，对人不尖刻。子贡曾问他‘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回答：‘恕’，他一向以‘恕’道对人就是宽恕包容，所以我觉得孔子的思想非常朴素，他一生都很穷困，所以这样一个朴素厚道的人透过千古的尘埃能够给我们心灵抚慰和温暖。”

第47章　孔子一生所做的两件事

有一种类似葫芦的瓜叫匏瓜，它个儿小，分量轻，不能食，但有观赏价值，人们常常把它悬起来，作为摆设。

有一次，佛肸邀请孔子到他那里做官，孔子的心动了，想应邀。孔子的学生子路却不赞成，说道：“老师呀，过去我听你说过，道德高尚的人是不同那些居心叵测的人相处共事的。佛肸这个人不怎么样，他作为大贵族的家臣要搞叛逆活动，你却要他那里去是何道理？”

孔子回答说：“你记性好，我是说过那样的话，不应该到佛肸那里去做官。不过，你别担心，即使到了他那里，我也不会与他同流合污。不是说最坚硬的东西磨也磨不薄吗？最白的东西染也染不黑吗？我又不是匏瓜，哪能只悬挂在那里不让人采食呢？”

这一番话反映了孔子急于从政的迫切心理。不过他也有顾虑，毕竟佛肸那人声誉不好，加之学生子路的反对，他最终还是打消了应邀的念头。

孔子为什么要急于出任呢？是不是想过官瘾？是不是想求富贵？

回答是否定的。孔子是一位忧国忧民的志士，很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在他那时，中国处于分裂状态，周王朝已失去了驾驭地方诸侯国的能力，不能发号施令，诸侯国架空了周天子。各诸侯国的政治实权也往往不掌握在国君手里，而是掌握在世袭的大贵族手里。以孔子在的鲁国为例吧，鲁国国君并不掌握实权，早已大权旁落，落在三家大贵族手里，大贵族左右国君。这种权力下移的现象似乎产生了力偶连锁反应。奇怪的是贵族家里的大权并不掌握在贵族自己的手中，往往为他们的家臣总管所篡夺。例如，鲁国的季氏贵族之家的大权（收租、调动军队）落在老家臣阳虎的手里（阳虎当了四十多年的家臣）。这种权力下移，这在孔子看来是极不正常的，不仅全国大一统的政治局面被破坏了，形成分裂状态，而且以下犯上，把整个的封建秩序也打乱了，社会动荡，百姓不得安宁。面对这样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现实，孔子愤然地说：“天下无道！”

怎么办呢？孔子提出了一套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主张，以维护周王朝的威信，保持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结束分裂状态。与此同时，要推行仁德治，施惠于民，缓和各种社会矛盾，使整个社会平平稳稳，井然有序。

如何才能实现这样的政治主张呢？当然，最好的办法是孔子自己出来做官，通过做官掌权才能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变成为现实。孔子自己也说：“如果有人启用我的话，我就能把现在混乱的局面改变过来。”他甚至还说：“我要做官，不出三月，就会见到成效。”

孔子有救世之心，热衷于政治，急于想出仕。但是，他又不是见官就要，谁召都去。他是个有原则性的人，不肯枉道而行，守道待时，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他说过：“富与贵，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在他看来，用歪门邪道的办法去获富贵是可羞的，他不要那样的富贵。他说：“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胳膊睡觉，也感到快乐。”

不择手段的富贵是不要的，居心不良者抛来的乌纱帽是不戴的，这就是孔子对待富贵和出仕的原则态度。有的人不了解这一点，往往在孔子面前碰一鼻子灰。

前面提到过的那位季氏的家臣阳虎，是个野心勃勃的人物，他想背叛季氏，进而控制鲁国的朝政。在实施这个阴谋计划的准备阶段阳虎看中了孔子，想拉拢，以便用孔子的社会威望来给自己撑门面。于是，他急于想拜会孔子，而孔子呢，偏偏就不见，孔子讨厌阳虎这个人。孔子17岁的时候，他去出席季氏家里的宴会，作为管家的阳虎见少年孔子贫寒微贱，便拒之门外，使孔子第一次遭到了社会权贵们的冷遇，心里很不是滋味。如今，孔子有名望了，阳虎刮目相视，但孔子却看不起阳虎。阳虎多次见不到孔子，十分着急。如何才能见到呢？他想了个鬼点子：先托人送孔子一只烧烤好了的小猪仔，按当时的礼节，孔子受礼后，必须去回拜阳虎，这样就可以见到孔子了。孔子知道这是计谋，回拜的日子选定在阳虎不在家的时候，这样既不失礼又可以不被阳虎纠缠。不巧，孔子在路上却与阳虎相遇了。阳虎傲气十足地对孔子说：“过来，我给你说。”他质问孔子：“有的人很有学问和治国主张，却坐视自己的国家混乱还算得是仁爱吗？”孔子默而不答。阳虎代替孔子回答：“这怎么可以呢？”孔子仍不开口，阳虎接下去说：“有的人想从政做官而又屡次放弃机会，这算得上聪明吗？”阳虎故意刺激孔子，好让孔子开口，孔子照样沉默而不答。自讨无趣的阳虎代答道：“这怎么可以呢？你要从政就别失掉机会，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淡淡地回答道：“是呀，我是会出来做官的。”

孔子答应要做官，但没有答应要去阳虎手下做官。4年之后，孔子在鲁国步入官场，51岁时当了“中都宰”（县长）。据史料记载，他在中都颇有政绩，成了其他地方官员学习的楷模。因名播一时，在52岁时进入朝廷做官。先是管了一年工程，后来当了大司寇，专管司法，地位很高，与鲁国三家世卿贵族同列。这时，孔子进入了上层社会。但是，好景不长，在他55岁时，便失势下台了。

这是为什么呢？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孔子在台上时，主张以武力拆毁季氏等三家大贵族在他们各自领地上的城堡削弱贵族的实力，以加强国君的力量。这一举措，刚开始还行得通，硬是拆毁了一个贵族城堡。往下，则行不通，遭到了大贵族及其家臣的武力反抗。孔子失败了，而且得罪了大贵族，自己的官位当然岌岌可危。正在这时，鲁国的邻国即齐国趁机搞美人计，给鲁国国君送来80个美女组成的歌舞队，还有120匹良马。目的是让鲁国的统治者沉溺美色，玩物丧志，以便有朝一日成为齐国的阶下囚。鲁国的统治者不知邻国在用计，以为是友好的表示，收下美女和良马。果不其然，收受者上当了，酣醉在温柔乡里，三日不朝。

孔子看到这种情形对鲁国的统治者太失望了，深深感到在鲁国不能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必须离开鲁国，到别的诸侯国去宣传、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

于是，年过半百的孔子和自己的一些学生离开了鲁国，不远千里，先后去了6个诸侯国。可惜，没有一个国家接受他的政治主张，在外流亡了14年，始终没有一个国君启用他。

在流亡期间，有时断粮，他和他的学生只好饿肚子，以致饿倒了的学生站不起来；有时遇到危险，别人要加害于他们，生命危在旦夕。每当遇险的时候，孔子总是镇定自若，不改初衷，勇敢地同困难和恶人作斗争，终于化险为夷。

孔子希望求仕行道，不辞劳苦而奔走四方。自己也知道，这样努力未必能够得到成功，但他又不甘心自己的政治主张化为乌有。他的这一番苦心并不为世人所理解。有的人讥笑他不识时务，说他“知其不可而为之”。有的人骂他是失去了主人的“丧家之犬”。一位老农民认为他这是徒劳的，白白浪费时间，还不如去耕田种地，因而对孔子产生厌恶，说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有位装疯的贤者警告孔子：“过去的事不堪回首，未来的事谁也不知道，你忙些什么呢？你算了吧，眼下的情况你还未看清楚，求仕从政的人多危险呀！”孔子想与这位贤者交谈，可是，贤者讲完就跑了，“不得与之言”。孔子的学生子路向两位隐者问路，隐者不给指路，反而教训子路说：“天下到处都像洪水一样乱糟糟的，谁能改变呢？你与其跟着孔丘去改革社会，还不如跟着我们逃避这个社会。”子路把隐者的话告诉给孔子，孔子依然说道：“与山林鸟兽生活在一起的隐者是不可以同群的，我不和那些社会改革者在一起和谁在一起呢？天下如果有道，我孔丘何必参与改革呢？”

孔子是个意志坚定的人，不管别人怎样讥笑议论，也不管遇到怎样的挫折，他都不放弃自己的理想，苦苦追求，自强不息。孔子69岁时回到了鲁国，但他仍不悲观，把残年余力用在教育和文化古籍的整理工作上，通过这些以继续传播他的思想并寄希望于青年人。

他的晚景并不美好，妻子、儿子、得意的学生相继去世了，几乎成了孤老头子。一代哲人在他73岁那年病倒了，别世前一周的早晨，他扶杖倚门，自吟自唱：“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歌罢临窗而坐，说：“我将要死了。”果然，“寝疾七日而没。”在于丹眼里：孔子是一个朴素而温暖的长者，他不爱说话，有次他上课时感叹：“予欲无言”，我想不说话了。学生问，老师你不说话，“小子何述焉？”我们转述什么呀？孔子淡淡地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就是这样重身体力行，胜过言传。

孔子一生二事，一个是奔走各国，一个是教书育人，结果他这三千学生中出了七十二贤人，传播取得成功，育人结出硕果，孔子死后三百年被汉武帝封为万世师表。

第48章　孔子仁者爱人

热心从政的孔子，在年过半百的时候，终于受到鲁国国君的重用，成了朝中主管司法公安的首脑人物，官高位显，与公卿贵族同列，在当时等级森严的努力指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里，像孔子这样有地位的达官贵人，一般都高高在上，目中无人，瞧不起卑贱的奴隶。但孔子却不这样。

有一次，他办完公事退朝回家，听说自己家中马厩失火了。这时，他不问马匹是否烧死了，也不问家里的财产受到多大的损失，而首先关心的是看管马厩者的安全问题。他急切地问：

“伤人乎？”

在那时，看管马厩的人多半是奴隶或者是农奴，地位极为卑下。在一般统治者的眼里，奴隶和农奴只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不把他们当人看，奴隶没有任何权利，可以被任意杀害；没有独立的人格，可以被赶到市场上去买卖。因此，统治者总是轻贱奴隶，谁也不去关心他们。孔子却不同，他关心看马厩的人，这就说明他是把奴隶一类的卑贱者当人看的。在他的心目中：自己是人，别人也是人，高贵者是人，卑贱者也是人。

孔子为什么要关心地位卑贱的看马人呢？这与他的思想和道德主张有关系。孔子是一位思想家，他的思想核心是“仁”。什么是仁？孔子作过多种解释，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爱人”，孔子提出了“仁者爱人”的口号，在人类的历史上第一次听到了人道主义的呼声。孔子说过“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人的意志是不可听人摆布的。这是人格的体现。孔子已经有了人格的意识，注意到了人的平等。既然是人，就应受到尊重，就要把人当作人来对待，彼此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尽管地位有高低，人格没有高低。孔子讲的爱人意思是要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明乎此，我们就知道他为什么要对养马人采取关怀的态度。

在孔子之前，也有人在提倡“仁”的思想，但那种仁在内容上是狭隘的，仅限于家族内部亲者之间的爱。子爱父，父爱子，弟爱兄，兄爱弟，如此等等。这是从血缘关系的角度讲爱。孔子的仁爱思想则与此不同，所爱的对象超出了血缘关系的家族范围。他也主张爱自己的亲人，同时又主张爱非亲着。他一方面主张爱有差等，（先爱亲人，然后才去爱别人，给予的爱心有多有少），另一方面又主张“泛爱众”。一个“众”字，说明孔子提倡的爱人是要爱一切人，包括农奴和奴隶在内，这种仁爱思想具有人道主义的性质。

孔子还专从人己关系的角度去讲仁，含有助人的意思，成了一种处理人己关系的道德原则。一事当前，既要想到自己，也要想到别人，兼顾人己两个方面，不是只为自己打算。他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想在事业上得到成功，也要帮助他人得到成功；自己想显达于社会，也要帮助别人显达于社会。这里强调的是关心他人，帮助他人，是一种利他精神；所反对的是只顾自己，拔一毛以利天下的事也不肯做的利己主义。

孔子呼吁“仁者爱人”是有针对性的。在那人吃人的社会里，谁没有得到社会的爱护？当然不是统治者，而是被统治者，所谓“爱人”实际上是要求统治者对被统治者发一点善心，把他们当人看，不要加重对他们的剥削压迫。孔子要求统治者要克制自己的贪欲，反省自己的过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那时传统的道德规范。孔子希望在位的统治者都成为“仁者”，具有恭、宽、信、敏、惠的美德。这五种美德对统治者是非常有好处的：“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泽足以使人”。

“仁者爱人”并非空洞的口号，有实际的内容。孔子要求统治者关心民间疾苦，“博施于民而济众”，即把自己多余的钱财拿出来帮助缺衣少食的“民”，让“众人”得到好处。孔子已经注意到了社会的分配问题，认为当时的贫富悬殊极不合理。他说，社会财产不患寡而患不均，只要平均分配，社会就安宁了。如何平均呢？“博施济众”便是一法。均财富，损有余，补不足，让百姓得到实惠，这才是“爱人”。

另外，孔子还主张“节用爱人”。统治者骄奢淫逸，挥金如土，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他们所消费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不用说是从百姓那里搜刮来的。他们的花天酒地要以百姓的“啼饥号寒”为代价。统治者的奢侈就是百姓的灾难。孔子看到了这一点，便提出“节用爱人”的问题。只有“节用”，克制统治者的贪欲，才能减轻百姓的负担，这样就等于爱护了百姓。可见，“节用”就是爱人；反之，奢侈则是害人。

孔子主张“使民以时”、“不误农时”，这也为了“爱人”。在孔子的时代，一家一户的小百姓每年要无偿地为统治者服劳役，而且农忙时节也要服劳役。这样，严重影响了耕播和收获，给千家万户造成了损失。孔子并不反对服劳役，但反对在农民大忙的时候抽走劳动力，在孔子看来，作为统治者，做事要考虑到百姓的利益，百姓服劳役必须是在农闲的时候。

由上可知，孔子提出的“仁者爱人”是在对苦难中的百姓起保护作用，维护着百姓的实际利益，在为百姓讲话，抑制统治者的贪欲。这个主张意在缓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具有社会的进步意义。

“仁”是一种美德，同时还是人的一种本性。在孔子看来，正因为人有这种美好的本性，人才不是动物，所以孔子说：“仁者人也”。这里，孔子从人性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仁的重要性。

“仁”既然是人的本性，人的美德，那么，作为一个人就不要违背“仁”，违背了就会做不仁的恶事坏事。仁之于人，犹如空气和水，谁也离不开，哪怕是一顿饭的工夫也不可离开。当你匆忙的时候不要忘了它，当你在罹难颠沛流离的时候也不要抛弃它。人活着要不违仁、不弃仁，永远与“仁”同在。

应该一生追求“仁”，为社会和人类做出贡献，为了“仁”要肯于牺牲自己，不计较个人得失，见义勇为，乃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孔子说得好：“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形成了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宋代范仲淹讲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末清初顾炎武讲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这种传统美德的体现，首先考虑的是天下国家，是民族的危亡，人民的生存，而不是个人的安危和荣辱。他们把孔子提倡的“爱人”推及到爱整个国家民族和全民众生。

第49章　以政为德

鲁国有位公卿贵族叫季康子，掌管朝政，治国的重任自然要落在他的肩上。如何治国呢？他去请教有学问的孔子，说：“我想杀掉一些坏人，亲近一些好人，你看怎么样？”孔子不以为然，回答说：“你治国当政，何必一定要大开杀戒呢？最好的办法是为官的人要带头行善做好事，只要你从善，百姓就会跟着学你从善，这就看你往哪条路上引。在位者的高尚道德好比是风，小百姓的道德趋向好比是草，风往哪边吹，草就往哪边倒。”这里讲了一种治国者的导向作用。

这番话，道出了孔子的心声，他反对乱杀人的暴政，主张宽大为怀的德政。他说：“为政以德，统治者就像明亮的北极星，安然地在自己的位置上闪闪发光，而周围的群星就护卫着它。”这里，孔子讲得很形象，把君民关系比作北极星与群星的关系，官民和谐，北极星与群星互相辉映。其所以此，就因为统治者实行了德政，对百姓宽厚。宽则得众，孔子为统治者开了治国的良方，实行德政可以得到百姓的拥护。

在位的统治者常常感到百姓难治，难管理，难于制伏，生怕他们为非作歹，犯上作乱，因而惴惴不安，提心吊胆。前面提到的季康子也不例外，常有这样的心态。摆在他面前的严重问题就是感到鲁国的盗贼太多，盗窃成为普遍现象，似乎遍地是贼，真令他头疼。什么原因呢？他不清楚。用什么办法去解决呢？他也束手无策。于是他又去请教孔子。孔子是明眼人，知道产生盗窃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百姓处于贫困状态，因饥寒所迫。百姓又何故贫困呢？不是他们懒惰，生产不出粮食和布匹，而是因为统治者的贪欲太大，无休止地向百姓巧取豪夺，抢占了他们的劳动果实。因此，解决盗贼的根本办法是统治者要抑制自己的贪欲，少向百姓伸手。所以，孔子回答季康子说：“如果你们在位的人不存在那么多的贪欲，即使你悬赏鼓励百姓去盗窃，他们也不会去干。”

孔子的话颇幽默，听起来有趣。但这绝不是同季康子开玩笑，恰恰是说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孔子的德政与统治者的暴政是对立的，同时与统治者的苛政也是对立的。不准乱杀人以反对暴政，呼吁克制贪欲以反对苛政。在那时，苛政普遍存在，问题相当严重，孔子为此痛心疾首。有一次孔子和他的学生子路经过泰山，在深山里，他们忽然听见一位老妇人的悲惨哭声。孔子让子路前去打听哭的原因。子路前去一看，老妇人守着一个坟头痛不欲生，原来她是在哭刚死去不久的儿子，儿子被老虎咬死了。在此之前，儿子的父亲、爷爷都被老虎咬死了，如今只剩下孤苦无靠的老妇人，她怎么能不哭呢？子路问老妇人：“你们怎么不离开这老虎吃人的地方呢？”老妇人回答说：“躲在这深山里可以逃掉官家的税收。”子路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孔子，孔子喟然长叹：“苛政猛于虎也。”

暴政和苛政折磨着百姓。孔子才为世出，心向百姓，提出了德政。百姓希望有德政。孔子顺应民心，提出了富民的经济政策。有一次，他和学生冉求到卫国去，他看到卫国的人口众多，十分惊喜，认为是国家兴旺昌盛的象征。冉求问他：“人口多起来了怎么办？”孔子回答说：“那就想法让老百姓富裕起来。”学生又问：“富了以后又该做些什么呢？”孔子说：“还要教育他们。”

这简短的对话表现出孔子超出常人的见解，对百姓既要“富之”，又要“教之”，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都考虑到了，一方面要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免受饥寒之苦，另一方面又要提高百姓的修养素质，富而知礼，以免越轨犯上。穷而为盗，社会不安定，富而不教，社会也同样不得安宁。富之教之，先富后教，从物质到精神都富有则是最理想的。孔子从社会长治久安的高度，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角度，深刻地阐明了富民教民的重大意义。

孔子是教育家，深深懂得教育的重要性，认为从政者不可简单地用刑法来制服人，应该用道德规范来教化人。他说：用刑法来制服人，百姓只能产生畏惧之心不敢去做违法的事，但不产生羞耻之心。也就是说，他们只能被动地去服从，而不是主动地去遵守法规。如果把统治方法变一变，首先用道德规范去教化他们，知道怎样做就是正确的，怎样做就是可耻的，对是非荣辱分辨得十分清楚，那么，百姓就好管理了，就归顺于你了。富与教、德与刑都是缺一不可的，应当相互兼顾，互相统一。

这种兼顾和统一，目的在于使百姓服从统治者。不过，有时百姓不服从统治者是因为别的原因，即统治者重用什么人的问题。有一次，鲁哀公问孔子：“我怎样做事百姓才心服呢？”孔子明确地告诉他：“你要注意用人问题，把正直的人提拔起来，位居枉道者之上，百姓看了就高兴，他们就服你；反之，坏人当道，你把枉道者举得很高，压在贤人之上，贤愚颠倒，百姓看了就生气，他们自然就不服。”这里说到的是一个治国安民的深层次问题，孔子考虑到了，国君往往没有考虑到。

治国安邦是一件大事，国家能否治理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治国者的素质。正因为如此，孔子主张贤人治国，也就是他的贤人政治。

从政的贤人应具有什么样的品德呢？

孔子说要有五种美德。其一，从政者要给百姓带来实惠而又不需要从国库里拿出什么，其办法就是要百姓自己去生财，你看百姓可以在哪方面得到利益，就该允许他们在哪方面发展自己，得到实惠，不要干预他们。这样因利而利，国家并不花钱，只是个引导问题。其二，迫不得已要役使百姓的时候，要使他们劳而无怨，不因服劳役而怨恨统治者。其三，只想到自己如何做仁人君子，不贪求别的什么物质享受。其四，待人接物时，无论人家势力大小或从者多寡，都不敢怠慢，做到矜持而不骄傲。其五，注意自己的仪表、衣冠整齐，目光尊严、严肃庄重，让人产生敬畏，但又要人感到不那么凶猛。这五种美德的前两种都讲怎样爱护自己的百姓，对百姓采取正确态度，后三条是讲道德修养，严格要求自己，不因为官而忘乎所以。

一方面应具备五种美德，另一方面还要去掉四种恶行：不教而杀；不事先打招呼，突然检查人家的工作成功了没有；开始懈怠，突然又要限期完成；昭示允诺奖赏，但在出手时又吝啬起来。

具备五美，去掉四恶，就算是贤人了。这样的人执政，就称得上贤人政治。不过，为官是一件辛苦的事，处处要起表率作用。孔子的学生子路问怎样从政，孔子告诉他：“当官的人要自己先干事，起好表率作用，然后才去叫别人干。”子路又说：“请再指点我。”“你要这样长期坚持下去，不感到厌倦。”

为官者的表率作用在孔子看来是极为重要的，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孔子说，为官者的工作方法也很重要，不可操之过急。不要鼠目寸光。孔子的学生子夏当了地方官，来到老师的身边请教，探讨怎样开展工作的问题。孔子说：“不要性急图快，慢一点，莫把注意力放在有小利可图的事情上。你要知道，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孔子要他的学生做事稳操胜券，想事从大处着眼。

看来，孔子的一套从政理论是有道理的，即使在今天有些理论也用得着，并未过时。可惜，孔子研究怎样从政很有见地，而自己却长期未能从政，这实在是他的悲哀。对这种悲哀当时的人也察觉出来了，有的人就大惑不解地问孔子：“你怎么不去从政呢？”孔子自我解嘲地说：“古书上曾说过，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这种道德正是我所提倡的，而且要形成一种道德风气，把这种风气影响到社会上，对转变社会风气、安定社会秩序起到好的作用，这不也是参加了从政工作？何必一定要做官才算参加了政治呢？”

第4卷　孔健说孔子及其《论语》的永恒思想

第50章　大同理想照亮全人类奋斗者的路

对于春秋时期的社会现实，孔子是极端不满意的，用他的话来说叫做“天下无道”，周天子已经名存实亡，驾驭不了诸侯国君，“礼乐征伐”再也不是出自天子，而是出自诸侯，出现了“权力下移”的严重现象，不仅天子的权力“下移”，诸侯国君的权力也“下移”，大贵族把持朝政，驾空了诸侯国君。与此同时，大贵族的权力也在下移。例如在鲁国，大贵族的权力明显地下移，出现了“陪臣执国命”即大贵族的家臣遥控着朝政的怪现象。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常常酿成血案，臣弑君，子杀父，伦理丧尽，这就是孔子说的“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在位的统治者一面争权厮杀，一面残酷地增加税收，老百姓为逃避税收，藏到深山开荒种地，被老虎吃掉了，这就是孔子说的“苛政猛于虎”。

礼崩乐坏，社会混乱，横征暴敛，百姓受苦。这样的社会现实孔子当然是不满意的。孔子并非等闲之辈，他想改变现实，办学、从政、周游列国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很遗憾，知其不可而为之，结果是失败。

改革的事业是失败了，但改革的心并未死。孔子展开理想的翅膀，飞了起来，憧憬未来的社会。他想未来的社会绝对不是像眼下这样混乱，这样几家欢乐几家愁，而是非常理想的人人都满意的社会。

在孔子的大同社会里，一切财产归公，人人为公不为私，贤者当政在位，人际关系和谐，讲信任，互相爱护，老人孩子和残疾人都受到照顾。社会财产归大家所有，做事出力不为了自己，欺诈权谋和盗窃现象没有了，可以夜不闭户。

孔子未见过大同社会，他的这些想象是对古代原始社会美化的结果。

理想是美丽的，虽不能马上实现，但它已经显示对不合理的社会作了否定，告诉人们要去追求另一种现实。从这一个角度看，孔子的大同理想是积极的，它引导人类向前看，往前走，而不是向后看，向后退。

与孔子同时的另一位哲人老子也是对现实不满意的。他看到了许多难以克服的社会矛盾，对统治者气愤，对人民同情。他说，老百姓为什么意见多不好管理呢？不是因为老百姓不好，而是因为统治者收税太多，逼得老百姓生存不下去。统治者对老百姓不是讲镇压和屠杀吗？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可以说是直接在为老百姓讲话了，他对人民的态度是很可敬的。老子爱百姓。但是，百姓在受苦受难，如何解救他们呢？老子不是像孔子那样把百姓引进大同世界，而是引进“小国寡民”的社会。

在这个社会里，国家很小，人口稀少；许许多多的器物摆着无人使用；百姓安土重迁，不喜欢远游；因而有车无人坐，有船无人驾驶。大家酷爱和平，虽然有铠甲兵器，也收藏起来了。大家不求知识，不用文字，用结绳的方法纪事。这些无智无欲的百姓过着幸福的生活，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他们幸福度日，与外界隔绝：“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小国寡民”的老子理想也是对黑暗现实的否定和批判，但否定以后它不是要脱胎出一个新的社会，而是要人们往后转，回到古代社会去。从这一点说，老子的“小国寡民”是消极的，对苦难者是一种误导。

五世纪东晋陶渊明描绘桃花源小社会有点像老子的“小国寡民”社会，那里的居民并不多，都是些避世农民的后裔，地盘不大，是一个以山洞为村口的小山村，这里的人与世隔绝，不与洞外的人相往来，保留着自己的村风民俗，而且是那样的古朴纯真，自耕自食，怡然自乐。老子的“小国寡民”社会也无非就是这样的吧！充满诗情画意的描写，更像孔子“大同理想”的产物。你看在桃花源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是多么和谐，童叟无欺，真诚好客。他们自食其力，劳动果实不被别人夺走，“春蚕收长丝，秋熟扉王税。”这里没有剥削，没有军队，没有统治与被统治，只有欢乐和幸福，没有痛苦和悲伤。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老人和孩子都得到照顾。如此桃花源岂不是一片乐土！岂不是理想社会！孔子的大同理想在陶渊明的笔下已经诗化，形象化，具体化，唤起千古志士仁人的良知，为实现美好的大同理想而奋斗。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的乱世，战争、饥饿、统治集团内部的厮杀，使他对黑暗的现实不满，其救世之心大概与孔子一样。孔子幻想着大同社会，陶渊明就来虚构一个大同社会。无论幻想或虚构，都是对大同理想的传播。

传播美好社会理想的人历代都有。在陶渊明之前和在陶渊明之后，都出现了“无君论”，主张在封建社会不要皇帝，以摆脱封建的剥削和压迫，让老百姓获得自由和幸福。早于陶渊明的诗人阮籍在其《大人先生传》里说：“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对老百姓来说，“君”和“臣”对是对立面，要“君”何用？要“臣”何益？十七世纪的中国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痛斥国君“把天下国家视作一己之私，借此盘剥百姓，敲骨吸髓，以奉一人之淫乐”。他得出结论说：“君主乃天下之大害。”

“无君论”的出现使人们逐渐看清了君主的凶恶本质，对封建社会是否应当存在产生了怀疑。人们在幻想用另一种社会形态来代替封建社会。正因为这样，在黄宗羲去世二百年后，即20世纪初，康有为写了《大同书》，呼唤世界大同。他把现实世界描绘成一个苦海：农者苦、采矿者苦、渔夫苦、樵夫苦、富人也苦、帝王也苦，“多妻妾”也苦，神圣仙佛也苦。如何才不苦呢？只有进入极乐的“大同世界”才苦尽甜来。在“大同世界”里，没有国界，民族平等，种族平等，财产公有，人人自由，互相仁爱，丰衣足食，天下太平。康有为看到了问题，并未解决问题，他写了《大同书》，却未找到实现大同的路。他始终是一个改良派人物，改来改去，不见效果，苦海继续存在，“大同世界”空中楼阁，他为避开慈禧太后的屠刀，不得不流亡日本。

孔子的“大同理想”、老子的“小国寡民”，陶渊明的“桃源社会”、康有为的“大同书”，都闪耀着理想的光辉，鼓舞人们去追求理想。然而大同世界离我们还相当遥远，这需要经过长时期的奋斗，一步一步地接近。

自有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人们懂得了社会发展的规律，相信人类社会最终要实现大同，即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的大同理想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的，依赖社会的自身发展用公有制去代替私有制，逐步实现“天下为公”。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对前人美好理想的发展。前人的美好理想就包括孔子的“大同理想”。

人类社会向何处去？

这个问题许多人都能作出正确的回答：大同的共产主义社会。

人类是追求理想的，并按理想的目标年复一年地去奋斗，像愚公那样挖山不止，一代一代挖下去，子子孙孙无穷尽。每个国家的建设都有自己的大计划、大项目，考虑得很远很远，50年后会怎样，100年、200年以后会怎样，有眼光和远见的政治家无不是这样地在设计，在思考。当那些大计划、大项目实现的时候，这个国家的面貌就会发生变化，向“大同世界”靠近了一步。

为了人类的美好明天，各国的传播者都应传播美好的大同理想，以便增强人们的理想观念，在理想的引导下去从事自己的工作。孔子的大同理想，有较为丰富的内容，它强调天下为公和人际关系和谐，是值得珍视的，现在也未过时。我们的传播不能没有理想的光辉，否则，传播就失去了灵魂。无灵魂的传播是自然主义的，就事论事，让人鼠目寸光，失去了传播的导向性。与此相反，有灵魂的传播，即传播带有理想的光辉，能使传播富有生机，让读者登高望远，内心受到激励，精神受到振奋。

大同理想为前人所创建，为众人所接受，传播者的任务应举起理想的火炬，照亮全人类奋斗者的路。

第51章　成人之美道德标尺分清君子小人

细读《论语·卫灵公篇》，我们不难发现孔子在感叹世态炎凉，人与人之间缺少助人为乐的精神，许多人的心灵犹如冰块，冷冰冰的。他举例说：“有马者借人乘之，今已亡矣夫！”在孔子想来，古人是互通有无的，自己没有马，出门不方便，但可以借别人的马来骑一骑，别人也乐意把马借出来，这是很普遍的现象。如今呢，有马的人肯借，那种借马让人骑的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助人为乐的精神消失了。

有马不借，这只是现象；不肯助人，则是现象背后的本质。透过现象看本质，孔子觉得必须提倡一种高尚的道德来拯救自私自利者的灵魂，矫正世态的炎凉。于是，他提倡“成人之美”的美德。

他说：“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这意思极明白：道德修养高尚的人（君子）乐于成全别人的好事，不愿意助成别人的坏事；而那些道德修养差的人（小人）则恰好相反。“成人之美”？还是“成人之恶”？这是一把道德的标尺，孔子用这把标尺将君子和小人区分得清清楚楚。

一个人来到世上，受到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从而形成自己的品性。有的人由于受到良好的环境影响和教育，形成了好的品性，待人宽厚；有的人由于受到不好的环境影响和教育，形成了坏品性，对人刻薄。

待人宽厚者，希望自己好，也希望别人好，“欲立而立人，欲达而达人”，有爱心和同情心，善解人意，关心人，体谅人。别人做出了成绩，他由衷地感到高兴，分享别人的快乐；别人处于困难的时候，他伸出援助的手，助人一臂之力，使人家大功告成；别人有了过失，心里难受，处境狼狈的时候，他惋惜不已，坐立不安，拉人家一把，使之走出困境，再闯天地。总之，他乐道人善，扬人之长，生怕人家的事业不成功，生怕人家得不到发展，举贤和奖掖后进是他的本色，“成人之美”乃是他人生的最大欢乐。这就是君子的风度。

品性刻薄的人则不是这样。他时时处处想到自己，不想到别人，只为自己着想，不为他人着想，“拔一毛以利天下”的事也不肯为。他生活中最大的担心就是怕别人超过了自己，强过了自己，显不出自己。当他还没有获取高位居于人上的时候，表现出强烈的忌妒心，别人有了成绩时，他忌恨万分，说坏话，搞小动作，诋毁别人的成绩。别人马失前蹄，出了差错，他幸灾乐祸，推波助澜，惟恐别人不倒。当他已经获取高位、得到升迁，掌握了一个部门或单位的领导权以后，则常常是忘乎所以，作威作福，拉拢亲信，排斥异己，压制别人，恐惧别人超过了他，夺走了他手中的“死耗子”（战国时期有个故事，庄子的朋友惠施在梁国做了宰相，庄子去拜访他。惠施知道庄子的学问渊博，他的来访凶多吉少，弄不好会把相位夺走，因而不愿见庄子。但终于还是相见了，庄子轻蔑地对惠施说，谁看得起你那相位，那只不过是你手中的一只死耗子）。他忧心忡忡，不肯举贤任能，不愿成人之美，“武大郎开店，此处无高人”。

对于忌贤者的劣根性，唐代思想家韩愈有过深刻的剖析。他说懒惰的人，不肯用功修养，提高不了自己；忌妒的人怕别人提高自己。然而，“怕”是不解决问题的，并不因为你怕别人就停止不前，放弃修养，就不去充实和提高自己。奋进者的充实提高是不可避免的，就像春天的树要向上生长一样无可阻挡。这怎么办呢？妒贤者便使出“杀手锏”——拼命地毁谤，桀犬吠尧并以毁谤为能事，向成功者脸上泼脏水。自古以来，成功者往往要遭此厄运，忌贤者对成功者的毁谤是残酷无情的，这似乎是一条规律。

因此，韩愈说：“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由于这条规律的作祟，多少人才被埋没！多少英雄含恨而死！指挥“百万之师”的西汉开国元勋韩信，功高盖主，被诬为“谋反”而被杀；南宋抵抗金兵入侵并获大胜的民族英雄岳飞被奸相秦桧毁谤而死于风波亭；当今改革大潮中，同样有改革志士因事成而被毁，甚至落得冤进班房的下场！

从古至今，成人者寡，嫉贤者众，苍天含恨，事业受损，历史老人流着伤心的泪。

这伤心泪何时才能止息？谁也说不好！也许要长久地流下去。我们只希望流得少一些，减少一些嫉贤妒能的残酷事实。且问如何才能减少这善良人们所不愿见到的残酷事实呢？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从提高人的素质入手，通过大众传播的各种手段宣传孔子早就提倡的美德——成人之美。这不仅中国需要，而且别的国家也需要。尔虞我诈，互相拆台，台上握手台下踢脚，明里一盆火，暗里一把刀，口蜜而腹剑，面誉而背毁，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诸如此类的恶劣行径在当今世界的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若不加以净化而任其发展，人类社会岂不成了动物世界。人也是动物的一类，虽然人类社会本来也就是动物世界，但是人是有“人性”的。人之所以为人，而不是山野林间的动物，就是这“人性”起了作用。若无“人性”，则人而不人，就成了“动物性”十足的动物。在“人性”面前，每个人都会作出响亮的回答：“我有人性。”

那么，“人性”的基本内容是些什么呢？按照孔子的说法有五个方面：恭、宽、信、敏、惠。就是说要讲做人的道德，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人要恭敬，宽厚，诚实，慈惠，办事要果断。抛开：“敏”（果断）不讲，其他四个方面都是属于道德范围的事情。既然要恭、宽、信、惠，那就要尊敬人，体谅人，相信人，帮助人。这些做人的品德是每个人都应当具备的。按照这样的道德标准去做人，怎么可以忌妒人，毁谤人，压制人呢？怎么可以不为别人着想呢？怎么可以只顾自己呢？怎么不应该成人之美呢？怎么可以成人之恶呢？

要做到“成人之美”，在孔子看来，最起码的条件是心地正直，不毁谤人。在《论语·卫灵公篇》里，孔子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意思是说：“我对待别人，毁谤过谁？赞誉过谁？即使是赞誉某个人，事先也要经过调查。夏、商、周三代的人都是像我这样对人的，所以这三个朝代都是走了正道，健康地发展。”

孔子这里强调的是不轻易表彰人，即使要表彰，也要有事实根据。这样不乱表扬人，持慎重态度，国家就会兴旺，社会就会发展。如果表扬不当，有虚假，会产生副作用。表扬不当带来的副作用尚且如此，那么，无中生有地毁谤人，会给人家带来什么后果呢？孔子没有讲，但这个问题是不问自明的了。

孔子早就认识到谣言的破坏性，他在教育学生时，总是提醒他们不要去攻击别人，他所讨厌的也就是攻击别人。《论语·阳货篇》有这样的记载，子贡问孔子：“君子也讨厌什么吗？”孔子回答：“讨厌讲别人坏话的人，讨厌毁谤自己上司的人。”

在《论语·颜渊篇》里，学生樊迟请教孔子如何加强自身的修养道德，孔子告诉他：“攻其恶，无攻人之恶。”意思是说，对自己严格要求，批评自己的错误缺点，但不要说别人的缺点错误。换句话说，多作自我批评，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他自己去讲。

这是宽厚待人的风度，有利于“成人之美”。中国人还有一种传统美德是“隐恶扬善”。“恶”的一面人皆有之，只是程度和性质不同罢了，对于别人的小恶完全可以不讲，“隐”起来何尝不可！对于别人的“大恶”，只有到了非讲不可的时候，才有必要采取适当的方式讲一讲，讲的目的也是为了帮助他，而不是打倒在地，再踹上一脚。至于人的“善”的一面，则应张扬，让更多的人知晓，这有助于鼓励人，可以“成人之美”。

历史上不乏“乐道人善”的君子，许多善良长者肯于提携别人。

唐代诗人项斯曾落魄于长安，是君子的“未为闻人”。他带着自己的诗作前去拜见当时颇有地位的杨敬之，不多久，诗闻长安，第二年便考中进士，官任丹徒县尉。他之所以能改变自己的处境，与杨敬之的推荐提携分不开，杨敬之的赠答诗说明了这一点：“几度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在杨敬之的眼里，项斯是个人才，不但诗好，而且人品比诗还好。对于这样的人才，他逢人便讲，为人才的破土而出制造舆论。杨敬之乐道人善，肯与成人之美，对于那些“藏人善”的社会普遍现象很是“不解”。许多人见善而匿于心，缄口不言，惟恐别人的名声超过自己，这与杨敬之形成鲜明的对照。

往事越千年。“成人之美”从古至今带来人际关系的融洽，群体的和谐，社会的安定，留下种种佳话。而“成人之恶”，则造成数不胜数的历史悲剧，甚至闹得天下大乱。痛定思痛，我们应发扬成人之美的传统美德，来为世界大家庭增添调和剂。成人之美的美德若能广为传播，便可以铸造出千千万万的美好心灵，使我们这个世界变得更可爱。

传播者的任务不就是要传播美好的事物吗？最终目的不就要把世界变得更可爱吗？就任务和目的而论，“成人之美”当是永恒的传播主题之一。

听听于丹对《论语》和《庄子》的心得体会，你就会明白她是如何运用当今传媒，巧妙传播“成人之美”的。于丹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把圣人的言行从令人敬而远之的神圣殿堂请回到充满生活气息的民间，把高深的天地人之道、师友之道、君子之道，作出深入浅出的切合生活实际的独家解读，让你听了有原来如此的恍然，有怦然心动的感激。《论语》告诉大家的永远是最简单的：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这些真理，永远都是朴素，温暖，和谐的，是每一个人可以从当下能做的；那个梦想目标，既是高远又非遥不可及，就存在于当下、每一个人的内心。能够将束之高阁的学术，转化成普通人喜欢的知识、语言，甚至常理，说到老百姓的心窝儿去，让人们从仰望走向亲近，这就不仅仅是一种演说的艺术，其实首先当是一种对受众尊重、真诚的学术态度。

第52章　宽能得众宰相肚里能撑船

据说，从太空望去，人类共有的地球美丽极了，它是一个蓝色的球体。

何故是蓝色的呢？科学家们自有他们的解释。不过在我想来，那也许和地球众多的大海大洋不无关系。海洋水面占了地球表面的绝大部分，能不是蓝色的吗？茫茫大海，一望无涯。水为什么这样多，海为什么这样大？回答很简单，不拒细流，百川归海，故能成其多，故能成其大。

假如大海拒细流，又将如何？回答同样很简单：大海不能成其大。

人们认识问题和思考问题往往从自然界得到启示。大海不拒细流而成其大的自然现象使人想到如何做人，如何从政。人也应有大海的气度（容纳一切水流），宽厚待人，广交朋友，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其中就包括性格不同的人，才能高过自己或不如自己的人，反对过自己的人，对不起自己的人，缺点毛病多的人，身份地位比自己高或低的人，以及志趣相异的人。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红花还得绿叶扶。成大事者，首先要能团结人，广交天下友，和三教九流打成一片。对于从政者来说，他们更应如此，心似海洋，宽大为怀，制定宽松的政策，即容得人的对内对外政策，团结不同的党派、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不同主张的人。

为什么为人为政要宽？孔子说得好：“宽则得众”。叶公问孔子怎样从政，孔子告诉他：“近者悦，远者来。”这也就是要叶公采取宽厚的办法对待百姓，使他们高兴，归顺你拥护你，达到宽以得众的目的。不得众的从政者是悲哀的，必然会众叛亲离，孤家寡人，说话无人听，办事没人帮，因为他和众人之间隔着一道高大的墙，而这高大的墙是他自己造成的。由于心胸狭隘，容不得人，把本来可以做朋友的人都推到一边，不知何日何时，墙会突然倒塌，而且要砸伤自己。

孔子在《论语·为政篇》里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意思是说，实行德政的国君，就像北极星一样，众星围绕着它。这里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把君民关系比作北极星与群星的关系，群星围绕着北极星，民众拥护国君。

拥护不是无条件的，实行德政才能得到拥护。按照孔子的解释，德政包括惠民、薄赋、无讼、任贤这样一些内容。要做到这些并不容易，对于暴君来说更是不可能的，因为暴君任意杀戮，贪欲不止，怎么能有惠于百姓呢？所谓德政是贤君的事。贤君既要自己活，也要百姓活，不搞杀鸡取卵，要少收赋税，鼓励百姓生财，不断百姓的财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自由地发展。实行这样的宽松政策，就要以为政者的宽厚为前提。由此可见，宽才有德政，有德政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孔子说：“宽则得众”并非虚言。《吕氏春秋·爱士篇》讲过一个秦穆公“宽则得众”的故事。

秦穆公有一匹拉车的马丢了，当找到时，看到正在被一群人煮食。秦穆公并未动肝火，只是叹气说：吃马肉不喝酒是美中不足。说罢，送给每个人一大碗酒。过了一年，秦晋交战，秦穆公被刺落地，险成俘虏。也算是善有善报吧，原来盗食马肉的那一群好汉齐来相救，与晋人进行殊死搏斗，终于打败晋军，俘获了晋惠公。秦穆公反败为胜，化险为夷，这原因就在于他平时做了“得众”的宽厚善事。如果他当年处死了那些盗马贼，在秦晋交战时还不身首异处吗？

“宰相肚里能撑船”，这句话发人深思。

在封建社会，宰相官高位显，权力大，责任也大，处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他除了接触皇帝，还要接触朝廷和地方的大员以及社会名流和普通百姓，为料理好一国的大事，必须同各种人打交道。有的人拥护他，志趣相投，有的人反对他，政见不合，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贤德的宰相总是团结政见不合的人，忘人小过，记其大过，记其大功，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不计个人恩怨，以成就大事。战国时期赵国的宰相蔺相如就是这样的。他为相时，居功自傲的大将军廉颇不服气，多次想羞辱他。将相不和，非国家之福。赵国当时面临强秦的侵略威胁，必须将相团结共同对外。蔺相如识大体，以国家利益为重，对于廉颇的小动作毫不介意，一如既往地尊重大将军，在有可能发生摩擦的时候，主动回避。如此大度的举动，令廉颇感动不已。后来，廉颇自感不对，便主动请罪，将与相和好如初。身为宰相的蔺相如，当别人要羞辱他的时候，一点不感情用事，肚量那么大，真可谓宰相肚里能撑船。他对廉颇采取宽容的态度，不但使廉颇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得了反对者的心，而且也得了赵国百姓的心，可说是“宽则得众”。由于“得众”，他把赵国治理得相当好，国力强盛，迫使虎视眈眈的秦国长久不敢加兵于赵。如果蔺相如气量狭小，对廉颇的羞辱举动作出激烈反应，引起摩擦和内耗，那么就难以抵御外患，治国图强的宏愿也要付之东流。

历代的奸相却不是像蔺相如那样能够容人，都是身居高位，唯我独尊，容不得反对自己的人，就象孔子批评的那样：“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唐朝奸相李林甫就是这样的典型。他在台上时，口蜜腹剑，恨透了杨国忠，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不幸，他病死了，百姓称快。他的仇人杨国忠接任宰相。此人也是个气量狭小的人，他上台就抄了李林甫的家，杀了不少人，而且到处结怨，与番将安禄山闹得势不两立，以致酿成“安史之乱”，毁盛唐于一旦，自己也遭杀身之祸。

从历史上的李林甫、杨国忠都一再警示我们：为政者不可不容人，不可不大度，不可不宽以待人。

中国有句古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友。

这就是说，为政者在看人用人的时候要从大处着眼，首先要看别人的才能、长处、功劳、成就、志向，充分肯定别人；不要死盯住别人的缺点毛病，像批评的那样：“记人小过忘其大德。”人无完人，圣人伟人也有缺点，太阳不是也有黑点吗？

记得一位女企业家说过：有特殊能耐的人往往有怪脾气。不应只看到他的“怪”，忘记他的“才”，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弃其“怪”，不妨糊涂一点，不必那么“至察”。曹操主张“唯才是举”是有道理的。我们现在用人讲“德才兼备”，即使是这样，也还是不要太计较非原则性问题的小毛病，而应把具有各种长处的人用起来。谁会用人谁就会成大事。秦朝末年天下大乱，刘邦、项羽以武力争夺天下，拥兵四十万的项羽反而斗不过拥兵几万的刘邦，这是什么原因，其中一条就有个用人的问题。项羽气量小，又残暴，杀俘虏，毁城池，不能容人，他手下的一些有用的人才纷纷逃离，有的干脆跑到刘邦那边去了。刘邦则与项羽相反，宽厚待人，广收人才。别人说陈平有过“盗嫂”（叔嫂有私情）的毛病，刘邦不在意，留在身边，让其为自己出谋划策。韩信是从项羽那边“反水”过来的无名之辈，刘邦却重用为大将军。张良足智多谋，被用为军师；萧何通民情，善治理，刘邦就让他管理军需后勤。刘邦说他自己没什么别的大本事，只是“善将将”，即善于驾驭人，使用人，团结人。

刘邦会用人，能容人，调动起千军万马，最后打败了项羽，成为汉代的开国之君。毛泽东说过，中国历代的开国之君是有作为的，即成就了大事业。他们为何能成就大事业？根本的原因在于能容人，会用人。毛泽东又说，领导者的任务无非是两条：一是出主意，二是用人。孔夫子也说，什么叫聪明？“知人”就是聪明。知人、容人、用人，这是成就大事业的关键。

不能容人的人是不宜做领导的，春秋时期齐国的宰相管仲就深深懂得这一点。他不“至察”人，团结各种有才干的人，辅佐齐桓公，连合诸侯，使齐国成为霸主。当他病倒在床生命垂危的时候，齐桓公去探视，问他死后谁能接任宰相。他一时很难回答，因为他原先想到的接班人宁戚不幸先他而去。齐桓公说出自己的想法：打算把管仲的知己鲍叔牙提起来当宰相。按说，这应该是管仲最放心的人选。但是，管仲摇头。齐桓公大惑不解。管仲解释说：鲍叔牙气量小，只和好人交往，容不得自己讨厌的人。于是，他只好推荐隰朋为宰相。后来，隰朋为相一月便死了，齐桓公没办法，便顾不得管仲的忠告，将鲍叔牙起用为相。果不出管仲所料，他还未上台就逼着齐桓公把自己所不喜欢的三个佞人赶出朝廷。管仲去世以后，齐国的用人问题一直调理不当，最后酿成内乱，宫廷变成战场，以致齐桓公死于宫中竟也无人过问。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明智的领导者为了“得众”，获得众人的拥护，总是在用人问题上采取谨慎的态度，用人唯贤，力戒用人唯亲，搞五湖四海，杜绝帮派体系，不因是老战友、老同学、老部下、老朋友、老恩师、老乡故人、骨肉至亲而随意提拔，真正做到量才录用，各得其所，人尽其才。用人公正，一碗水端平，“举直措诸枉”（孔子语，让正直的人当政），这样领导者“得众”；否则用人政策错了，就会失众。这方面的教训古今中外比比皆是。治国的政策对老百姓来说，应该是宽松的，既要让老百姓有所遵循，以便“正道直行”，又要不束缚百姓的手脚。有了“得众”的政策，我们才有可能建立和谐的社会大家庭、民族大家庭和一个和谐的国际大环境。

在当今世界，有些国家的民族问题严重，没有形成民族大家庭，那里的一些政策不能“得众”，对本民族宽厚，对他民族刻薄，站在本民族的立场上损害其他民族的利益，由此造成了民族纠纷和流血事件不断发生，很是令人痛心。

第53章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陈亢这位孔子的学生曾对自己的老师是否贤于子贡提出过疑问，可见子贡在孔子的学生群里算是鹤立鸡群的人物。子贡博学多能，会办事，长于辞令，搞外交也相当出色，而且还会做生意，对市场行情预测得很准，赚了不少钱。已经是名利双收的子贡如何继续为人处世呢？在人生的道路上遵循什么呢？他似乎有点茫然，便去请教自己的老师孔子。《论语·卫灵公篇》有这样的记载：

子贡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子贡希望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有一个字的遵循，孔子果然告诉他一个字：“恕”。至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是“恕”的注脚。你不是问有没有一个字可以终身奉行的吗？孔子说：有的，那大概就是“恕”吧！你自己所不喜的东西，不要强加给别人。

孔子这话是对子贡讲的，同时也是对世人讲的。子贡对人要“恕”，整个世人尤其是在位的高贤者对人也要“恕”，即对人要宽恕，饶恕，理解人，谅解人，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孔子用心良苦，他担心子贡走运以后财大气粗，以富骄人，做事不择手段，便用“恕道”来警醒他。

子贡需要“恕”，世人也需要“恕”。古人需要“恕”，今人也需要“恕”。从文字的结构看，“恕”这个字从如，从心，可以理解为我心如你心，你心如我心，在许多问题上你我的愿望是一样的，你喜欢的，我喜欢，你不喜欢的，我也不喜欢。“恕”的本意就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其具体表现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推己及人是一种美德，既为自己着想，也为别人着想，顾及人己两个方面，把爱心献给别人，用孟子的话来讲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孝敬自己的老人也孝敬别人的老人，爱护自己的孩子也爱护别人的孩子，世人者像这样推己及人，人际关系即可减少许多顾己不顾人的摩擦，社会群体自然会变得和谐一些，会促成君子国和理想社会的诞生。

圣人立言，从不就事论事，他高瞻远瞩，尽量使自己的见解既有现实的教育作用又有永久的存在价值。孔子提供的“恕道”就是这样的。它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事隔两千多年，无论是中国人或外国人都会对孔子的“恕道”感兴趣，都会赞许孔子思想的伟大，他是指导子贡如何做人的老师也是指导我们如何做人的老师。

在孔子那个时代，讲“恕道”的人并不多，在位的统治者不肯推己及人，他们残酷地剥削老百姓，苛政猛于虎。他们为了花天酒地，把老百姓的劳动果实夺走了。自己不愿贫穷却要别人贫穷，这能说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当然不是。恰恰相反，他们只为自己着想，不为百姓着想。那时诸侯国君各霸一方，时时担心别的诸侯国来侵略自己，吞并自己。但是，怕别人侵略，自己却又去侵略别国，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众暴寡，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国的痛苦之上。这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看不见一点推己及人的影子。各诸侯国之间由于利害冲突，互相攻伐，不讲“恕道”，打了几百年，一直到战国末期，最后出来个秦始皇才把那些大小诸侯国一个个加以征服，建立了统一的秦朝帝国，彼此攻伐才告结束。

如今到了21世纪，人类已经进化多了，文明程度也大大提高了，推己及人的事并不少见。所谓“雷锋精神”，所谓“共产主义风格”，都是推己及人，而且是首先想到别人，肯于为他人、为集体、为社会、为人类做出牺牲，惟独没有自己。在这种精神和风格的影响下，社会新风在形成，推己及人成了整个社会的道德规范。

但是，也还必须看到，如今的社会远未达到理想的境界。为他人着想的社会新风正扫荡着却又未彻底扫荡损人利己的残云，整个社会正处在新旧道德转换的十字路口，道德的阳光和阴影同时并存，君子虽多，小人也不少，己所不欲，施于他人的现象并不少见，有时搞得怨声载道。市场经济的大门打开了，各个企业面向市场展开竞争，这是可喜的，会带来经济的繁荣，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有的企业注意提高产品质量，以质量求生存，用价廉物美的优质产品赢得竞争的胜利，既给自己带来效益，也给消费者带来方便和好处，顾及到企业自身和消费者两个方面，可谓推己及人，做到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遗憾的是，有些企业搞歪门邪道，盗用名牌商标，制造祸国殃民的伪劣产品，假烟、假酒、假药、假盐，假化肥、假原料充斥市场，大米里掺沙子，猪肉里注水，棉花包里塞砖头垃圾，煤炭里掺碎石，稀奇古怪，五花八门，闻所未闻。他们为了赚钱致富，机关算尽，不择手段地坑人，害人，造成种种忍无可忍的悲剧，假药致患者于死地，假盐使山民丧命，假原料使别人的企业破产。这些人黑了心肠，只顾自己，不顾别人，自己不愿受穷却要别人受穷，自己想得到幸福就给别人制造悲剧和灾难。这种肆无忌惮地欺诈，有意地损人利己，这不仅与推己及人的传统美德风马牛不相及，而且背离了做人的起码道德，九泉之下圣人也会流泪的。

在竞争的大潮中，不独人与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搞尔虞我诈，把推己及人抛在一边，而且地区与地区之间也不注意推己及人。各个地区都想发展自己，都想别的地区对自己有所帮助，往往从利己主义出发，我可以拿走你的资源，你不能拿走我的技术，甚至连信息也封锁。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

对传播者来说，就要传播推己及人的恕道，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美德深入人心，提倡地区之间的大协作精神，具体地讲，就要多报道一些沿海帮助内地、富裕地区帮助贫困地区的先进典型。让那些先进典型去举起“恕道”的旗帜，像他们那样急贫困地区之所急，想贫困地区之所想，经过长期的帮助提携缩小彼此的差距，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这当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有个长期的奋斗过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美德深入人心之时，便是这个转变的开始之日。谁能说传播者不重要呢？谁能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是永恒的传播主题呢？

就国际范围的矛盾冲突来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传播主题也是永恒的。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怎样才能正常化？明智的政治家都知道必须遵守和平共处的原则，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不干涉别国内政，不侵犯别国领土，平等互利。但实际情况往往不是口头上所表示的那样，为争夺石油资源发生了海湾战争，为争夺市场发达国家明争暗斗，因人权问题争吵不休，干涉与反干涉，控制与反控制，闹得世界大家庭不像个“大家庭”。卢旺达的难民在死亡，中东的油井被焚烧，圣地耶路撒冷的古建筑群弹痕累累。民族问题、宗教问题、边界问题、商贸问题闹得不可开交，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公不为婆想，婆不为公想，都为自己想。坏就坏在都为自己想，越想越觉得人家不是，于是要刀兵相见，把自己的一套强加于人。谁也不接受你的强权，于是彼此间的仇恨越来越深，把问题弄得很复杂，长期不得解决。大家都吃够苦头，这才坐下来谈判，想想自己的利益，也想想别人的利益，开始顾及到人己两个方面，战火才熄灭，争吵才休止，彼此被迫地走到“推己及人”的轨道上来。如果早能这样，何必大动干戈呢？不讲“恕道”的人，蔑视“推己及人”的人，其实是失去道德理智的人，脑子一热，采用非道德的手段去解决国际争端，结果成了贻笑天下的蠢人和疯子。受伤的疯子带着一身的剧痛终于坐下谈判，这也是一个进步，这是用士兵的鲜血生命和社会的财富换来的，更何况还有那些在战火中无辜死亡和流离失所的民众呢！又如何评说！

旧的国际矛盾解决了，新的国际矛盾还会不断地发生，损害别人利益的事将千百次地重演。每演一次，要谈判一次，谈判的结果又让“推己及人”的“恕道”闪光一次。这似乎是一条规律。面对这样的世界，传播者大有事情可做，可以通过各种传播长期地不厌其烦地传播孔子的思想，年年讲、月月讲，让当政者认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威力，顺则昌，逆则吃苦头，受惩罚。

当全世界的人都自觉地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美德来规范自己的行为的时候，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党派与党派、地区与地区、企业与企业、团体与团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正常起来，变得和谐亲善。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全社会、全人类的精神文明，才有可能建立世界大家庭。如不讲“推己及人”，一切美好的“大同愿望”都将是一句空话。传播者任重道远，是理想社会的催生婆，要义不容辞地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写在自己的传播旗帜上。

第55章　知识上：博学以文德行上：约之以礼

孔子对学生的要求在知识方面要“博学以文”，在德行方面要“约之以礼”。

“博学以文”，是要学生博览群书，掌握文献资料，用多种多样的知识把自己武装起来，充实起来，借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

“约之以礼”，是要学生自觉地用“周礼”来规范自己的言行，非礼的事情就不要去讲，去做，以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在春秋时期，没有我们今天的各种法律，但有“礼”的若干规定，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法律作用，礼的观念似乎也是法的观念，守礼即守法，孔子要学生“约之以礼”，这就类似今天对青年学生进行法制和道德教育。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孔子对学生提出这两方面的要求是合乎情理的。在今天，对每个传播者来说，为了提高自己的素质，也需要“博学以文”，努力去吸收古今中外急需掌握的知识，充实自己的知识仓库。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新科技新事物不断涌现，许多新知识需要去学习和掌握，原来学过的东西老化了，不够用了，需要知识更新。传播者是时代的耳目，不仅要有过人的敏感和尖锐的眼光，还要有丰富的知识。有了丰富的知识，才不讲外行话，能和各色人物交往。你到工厂采访，不懂生产常识，怎么和工人谈话。你采访天文学家，你不懂天文常识，他讲起宇宙星座和天文数字，你就如听天书。一个传播者要想扩大采访范围，那就必须有多方面的知识，否则，便是空想，力不从心，所以“博学以文”应成为传播者的座右铭。“约之以礼”呢？只须改动一字也应成为座右铭，那就“约之以法”。

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传播者无疑是教育者，也有个先受教育的问题。自己有丰富的学识，美好的感情，正确的思想，优良的作风，高尚的道德情操，这才能用自己的笔和嘴去教育人。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水管里流出来的是水。一个知识贫乏、思想灰暗、感情污浊、作风轻浮、情操低下的传播者在自己的嘴里和笔下能流出什么来呢？

这是很值得深思的。传播是高尚而又严肃的事业，传播者必须好好充实自己才能担此重任。充实自己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这个过程始终没有完结，要活到老，学到老。孔子就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为我们树立了好学的榜样。

有的学生赞扬孔子是圣人，认为他知识丰富，似乎是天生的。孔子不同意这种看法，在《论语·述而篇》里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教以求之。”他回答得十分明确，自己的知识获得不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而是后天学习的结果。这里说的学习，主要是从书本里学习，吸收前人的知识成果。所谓“好古”，指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教以求之”是说对传统文化进行研究和吸取。经过长期的“教以求之”，他熟悉和掌握了春秋以前“三代”的传统文化。

他曾说过，在他以前，三代的传统文化掌握在周文王手里，周文王去世以后，这笔传统文化遗产就掌握在他自己手里了。事实就是这样，他无须谦逊。当他周游列国处在危难关头的时候，他千方百计也要脱离危险，继续活下去，目的之一就是要日后整理三代文化典籍，传诸后世。如果自己万一在途中牺牲了，对他的生命来说，是小事，但对能否继承和发扬文化传统来说，则是大事。子谓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孔子胸怀大志，以继承和传播华夏文化为己任，对各种知识孜孜以求，采取学而不厌的态度，一生追求真理，直到生命的终点。他说得好：“朝闻道，夕死可矣！”

孔子不仅向书本学习，而且向同代人学习，曾经到千里之外去向老子学习礼仪，向乐师学习音乐。他学无常师，见贤思齐。他深切地体会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可见他是把普通人也当作自己的老师。

他认为向众人学习很有好处：“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是以人为镜的修身方法，别人是自己的一面镜子，对着镜子照一照，别人有好的方面，我就学过来，别人有不好的地方，自己也要检查类似的缺点，加以改正，不使别人的错误在自己身上重演。学人之长，戒人之短，在道德上不断完善自己，在知识上不停止充实自己。这就是圣人的学习风采，千古垂范，不亦宜乎！

孔子提倡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从深层次去想一想。他对于不动脑筋，“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的人是讨厌的，对于不问个为什么的人也不喜欢，对这些人他说真不知道怎么办，子曰：“不日‘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在学知识的时候，也需要问一个为什么，深入进去。学知识并非易事，方法对事半功倍；方法不对则事倍功半。

孔子在学习的实践中，摸索到一种好的方法：一面看书，一面思考，又学又思，学思结合。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只看书学习，不思考，结果是脑子里很乱，理不出头绪，抓不准要领，糊里湖涂。只思考，不学习，头脑空空，结果是一无所获，十分危险。他有过这样的经验：“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孔子的这一套学习方法，总结得相当精辟，相当科学，为历代的学者所敬服。唐代的诗文大家韩愈也总结出类似的经验。

他说：“业精于勤。”又说：“行成于思毁于随。”强调“勤”，就是多读书；强调“成于思”，就是重视思考消化的作用；之所以“毁于随”，则是由于不思考的缘故。孟子说：“心之官则思”。“心”者，“脑”也。脑的作用在于思考。传播者的“脑”，更是要思考，一是要思考如何学得新的知识，二是要思考传播些什么和怎样的传播。

在知识问题上，孔子永不满足，觉得“后生可畏”，常恐自己若不努力学习会误人子弟。在流亡生活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在陈国决定返回鲁国，心情格外高兴，归心似箭，但同时又在忧虑回到故国以后教不好处于成长中的年轻一代。

他忧心忡忡地说：“归乎！归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意思是说：回去吧，回去吧！我故乡的这批青年，抱着进取大志，文采斐然可观，我还不知怎样去指导他们呢！

在孔子看来，各种各样的人都需要学习，不学就会出偏差。

有一段孔子与子由的对话：子曰：“由也！汝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汝；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则不好学，其蔽也枉。”

意思是说，爱仁德而不爱学习的人，会变得愚蠢；爱耍聪明而不爱学习的人，会失于轻浮；诚实的人不爱学习，容易被人利用；直率的人不爱学习，会变得尖刻而不达情理；好勇不好学，容易惹祸；性格刚直的人不好学习，易于狂妄自大。这一番论述，讲明了学习的重要，各种性格有弱点的人都需要通过学习来补救。我们的传播者读了这段话，应想一想自己有什么性格方面的弱点，是不是也要通过学习来补救？若能补救，传播者的素质就提高了。

孔子自己好学，对于好学的门生当然喜欢。颜回是很爱学习的，天资又聪颖，学习十分刻苦，不耻恶衣恶食。

在《论语·雍也篇》里，他赞叹道：“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当颜回不幸早逝以后，孔子痛不欲生。而对于学习不肯用功的学生，孔子是生气的，宰予曾经在白天的课堂上打盹，孔子骂起来了：“朽木不可雕也！”对于子路的勇敢孔子是赞赏的，一生离不开子路，可是子路不怎么好学，孔子深以为憾，叹道：“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子路曾这样问孔子：“先生若指挥三军出征，谁与你同行共事好呢？”孔子知道子路的言外之意，应该选子路共事。可是，孔子却说：“那种徒手同老虎搏斗，不问水深水浅卷起裤脚就过河、死而无悔的人我是不要的。我要那种遇事小心、有谋略而又能办成事的人当帮手。”其原文是这样的：子路曰：“予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不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临事而惧”和“好谋”是智者的习惯，“暴虎冯河，死而无悔”是鲁莽者的行为。传播者不是鲁莽汉，而是智者，应养成“临事而惧”和“好谋”的习惯。这个习惯的养成，就要有个学习的过程。

“学而不厌”乃是智者的必然。

第5卷　孔健说儒学

第55章　孔子：大众传播学的鼻祖

当今世界上有两个文化圈：东方文化圈和西方文化圈。

这两个文化圈各有独特的内容，彼此互相区别，举世并存。

互相区别并不意味着互相排斥，只说明彼此有差异。

因为有差异，东西方两种文化在许多问题上，如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心理素质、生活方式等等方面发生撞击。

撞击并非坏事。撞击的过程便是两种文化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过程，即互相吸收，彼此取长补短的过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自成为对方的新鲜血液。

中国文化属于东方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当东西方文化相互撞击而融合的时候，中国文化的精华部分自然要被西方文化所吸纳。

在孔子的时代，没有大众传播，只有一般的文化传播（通过著书立说和聚徒讲学等方式进行），因而传播学的理论著作当然不可能问世。孔子是教育家和思想家，有丰富的传播经验，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传播的先驱者，但他还不是传播学的先驱者。他的一些传播经验已经富有传播理论的色彩，但还不能形成较完整的传播理论。这不是孔子的遗憾，而是历史条件限制了他。

真正的传播学理论是在20世纪中期才形成的，它的发源地在美国，在那里有传播学的四大先驱：政治学家拉斯韦尔、社会学家拉扎菲尔德、心理学家卢因、社会心理学家霍夫兰。这四位先驱在理论上对传播学都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拉斯韦尔是美国人，也是中国人的朋友，曾到过我国，在南京大学讲课。他聪颖过人，24岁就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世界大战的宣传技巧》使他一举成名，是一篇传播学的重要文献。1948年他发表了题为《社会传播的结构和功能》的论文，是传播学的纲领性力作。几乎半个世纪过去了，这篇力作并未过时，谁要跨进传播学的大门都要拜读它，因为它分析了传播过程的要素和传播活动的作用。

心理学家卢因是德国人，1932年因不堪忍受纳粹统治而移居美国。他是心理学完形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完形心理学不同于传统的心理学。

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是奥地利人，23岁获应用数学哲学博士学位，30年代移居美国。1948年他和别人合著出版了《人民的选择》一书，提出了著名的“两极传播理论”。

1940年美国大选，拉扎斯菲尔德对三千选民进行访谈调查。在调查过程中，他意外地发现了传播过程中的两极传播现象。

社会心理学家霍夫兰是美国人，才华出众，24岁获哲学博士学位，31岁当了教授，35岁出任耶鲁大学心理学系的系主任，以他为核心形成了一个耶鲁学派。49岁英年早逝让人为之叹息。

以上四位先驱为传播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中国古代的传播先驱孔子和诸子百家为传播提供了丰富的经验，都值得我们认真总结，从他们那里寻找可借鉴的经验，为今天的传播事业服务。

传播的实践活动需要传播的理论作指导，缺乏理论指导的传播实践带有盲目性，很难提高传播水平。今天的大众传播日益发展，形式多样，内容广泛，很需要传播理论的指导。在中国，80年代以前，传播理论极少，几乎是一片空白。那时的国情和极“左”的政治气候使许多人不重视西方的传播理论，以为西方的社会科学都打上了很深的资产阶级烙印。当然，烙印也有一些，不必讳言；但是，去掉那烙印，许多的科学道理还是可以为我所用的。我们要建立自己的传播学理论，不吸收西方传播学的研究成果就找不到一条捷径。总结孔子的传播经验，学习西方的传播学理论，这对于发展中国的传播事业是大有好处的。

第56章　历经两千多年而永远不衰的畅销书

在一些西方人眼里，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是孔子。他们非常看重这位文化哲人的作品《论语》。他们认为这部著作是纪元前古代人类智慧的结晶，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在当今世界仍有多方面的启迪作用。至于孔子的《论语》，与东方文化的紧密关系，必须作一些介绍。

在当今重读儒家经典，建设和谐文化，创造和谐世界之际，孔子逐渐成了全世界文化的焦点，儒学成为热门话题，并出现了“孔子热”、“儒学热”、“国学热”。1988年世界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会议宣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人们认为，孔子儒家学说将凭借其蕴涵于深层次的普通理念、智慧，为人们提供独立的人生智慧和借鉴。

《论语》则是孔子以及其弟子言行记示的汇编，是研究孔子思想及早期儒学最直接、最重要的珍贵资料。《论语》是世界上历经两千多年而永远不衰的畅销书。

孔子儒家思想不仅影响了中国两千年，而且还影响了世界的东方和西方。

约从公元三世纪起，孔子儒学先后传入越南、朝鲜半岛和日本等国，形成了“孔子文化圈”，随后孔子儒家思想也渐次传入和影响了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利宾、新加坡等东南亚各国，于是孔子就成为了东方的太阳、亚洲文化的象征。

第57章　孔子的世界影响力

自13世纪起，孔子儒学又影响到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美国等西方各国。孔子被认为“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荣”而享誉全世界，美国人更将孔子列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论语》成为全世界了解中国，进行中外交流、交往的重要媒介和桥梁之一。《论语》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宝贵文化遗产，也是世界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

1944年举办的世界宗教大会，以显赫的位置将《论语》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人类生活的原则，写进此次会议签署的宣言。美、英、法、德、俄等近百国家均盛赞此举。

郭沫若说：“我们所见的孔子，具有康德与歌德那样伟大的天才，圆满的人格，永远有生命的巨人。他把自己人格的个性发展到了极致——在深度和在广度。”

梁启超说：“孔学专在养成人格，孔子的人格，在平淡无奇中现出他的伟大，其不可及处在此，其可学处亦在此。所以孔子的人格，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可以做人类的模范。”

美国前总统里根说：“孔子高贵的行为与伟大的论理道貌岸然的思想不仅影响了他的国人，也影响了全人类，孔子学说世代相传，提示全世界人类丰富的做人处事原则。”

于丹说：“《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

为了使国外广大读者更便利地阅读《论语》以了解早期儒学，研究孔子思想，世界儒教传播协会组织中外著名专家、学者共同制作完成了兼具文化和收藏双重价值的中英日韩对照版《论语》，四国语言对译的《论语》出版在世界上尚属首次。

《论语》这本书主要记录的是孔子的言行，被视为孔子语录。除孔子的言行之外，也记录了一些孔门学生的言行。如果我们要了解孔子的思想、人格和从政办学的活动以及周游列国的艰苦生涯，就必须借助于《论语》。翻开《论语》，仿佛可以听见孔子的声音，还可以看见孔子凄凄惶惶的身影，似乎这位圣人就在我们身边，没有时空阻隔感，圣人与我们同在。

《论语》是如此地使人感到亲切。自古以来，许多志士仁人都对它进行过认真地研究，从圣人的思想海洋里去寻找各自的精神食粮，那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充分显示了《论语》的多功能作用。

第58章　孔学的世界性经典妙用

从政的政治家们把《论语》视为良师益友，因为那里面讲了许多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孔子强调实行“德政”，他的口号叫做“为政以德”。如果最高的统治者能做到这样，那么他就好像北极星安然在位，星群会围绕着它。孔子通过比喻，把君民关系比作北极星与群星的关系，极为生动形象，而且正确。这种关系能否存在，能否保持，关键在于最高统治者能否实行“德政”。除了讲德政，孔子还讲了用贤人远佞人的问题，即所谓“贤人政治”。孔子是个热心从政的人，他自己也从过政，有许多切实治国的经验之谈，对后来的统治者是十分有用的。所以宋朝的赵普在当宰相的时候就有过“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故事。生活在10世纪的赵普是赵匡胤的幕僚，他策划“陈桥兵变”，帮助赵匡胤夺取政权。他为相后，宋太祖赵匡胤采纳他的“选拔各地精兵充禁军，削弱地方武力”的建议，使政权得到巩固。宋太宗赵灵（原名赵匡义）时，赵普又两次为相。他年少时读书不多，平生只读过《论语》。宋太宗问及此事，他并不讳言，回答说：“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普之相业，固未能无愧于《论语》。”这故事固然有些夸张，但有一点要肯定，《论语》确实有益于治国，因而一直深受从政者的喜欢。

研究哲学的学者喜欢《论语》，因为这里有孔子的哲学思想，它虽未像老子那样构成一个较完整的哲学体系，但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和无神论的倾向都十分明显。

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兴焉，天何言哉。”在孔子看来，天不能左右春夏秋冬进行和万物的生长，这说明万事万物是客观存在的，自身的运动不依赖人的和神的意志。这表明，孔子的思想是唯物的。在孔子的时代，人民信神信鬼，愚昧落后，相信鬼神的力量在主宰一切，人的命运受鬼神的摆布。孔子是如何对待鬼神的呢？他说：“敬鬼神而远之”。对鬼神“敬而远之”的态度表现了孔子的聪明，他只是口头上敬鬼神，实际上是不把鬼神当一回事，离它远远的。那么，鬼神到底存在不存在呢？孔子的回答又很聪明，他说：“祭神如神在”。意思是说：“在祭神的时候，你觉得神在神就好像在”，如果你觉得神不在又怎么样呢？孔子没有回答，那逻辑的结论自然是神不在。

从事文学研究的人也喜欢《论语》，可以从中找到最古老的萌芽状态的文学理论。孔子对自己删订过的诗歌总集《诗经》十分珍视，他劝人阅读《诗经》，说是“不学诗，无以言”。在他看来，熟读《诗经》可以长人知识，多识鸟兽虫鱼。更重要的是，读《诗经》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用今天的话说，读诗可以长人志气，可以观察民情，可以协调人际关系，还可以引起思想和感情上的共鸣。孔子的认知能力是过人的，他在离我们很远的古代就已认识到了诗歌文学作品的教育作用，和对社会影响的作用。兴、观、群、怨四个字可以说是文学理论教科书中关于文学的社会教育功能的“纲”，堪称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的萌芽理论。

《论语》讲了许多忠、孝、信、义一类的伦理道德，引来了道德家的青睐。凡有人群的地方，就存在着人际关系，需要悉心地加以调理。孔子讲的人伦关系，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人际关系。他处理人际关系的诸多道德原则，只要稍加改造，赋以新的时代内容，就可以为今天所用。中国可以用，外国也可以用，在日本，有的企业家认为《论语》加“算盘”，是企业经营的法宝。所谓《论语》加“算盘”，其实是孔子的伦理学加现代经营管理。日本新职工在刚刚跨入企业大门的时候，要接受忠于企业的思想道德教育，企业领导人则以长辈身份给新职工以慈爱和礼遇，实行各种形式的感情投资，使职工们感觉到应该永远在企业里努力工作。在企业家看来，采用这种教育方法带来的劳资关系的融洽和企业群众体和谐，原是得助于孔子的伦理学。孔子生前绝未曾想到他的忠孝伦理学，在两千多年后会对异国的企业具有这么大的实用性，真是妙极了。

《论语》在企业里的妙用远不止于对人际关系的调和，而且对提高产品质量也有指导意义。

《论语》里有“温故而知新”这句话，它本来的意思是说在温习掌握好旧知识以后才有助于接受新的知识，告诉人们在处理新旧知识的关系上要不忘旧的知识，追求新知识，“温故”是为了“知新”。闻名世界的日本“马自达汽车制造公司”把《论语》中的许多格言用来指导企业管理，其中包括应用“温故而知新”这句成语。

1994年夏天在北京的一个汽车展览会上，该公司开发部部长吉村重刚先生介绍他们的技术开发情况时说：马自达追求技术不断完善、成熟的过程，其实就是“温故而知新”的过程。在北京展出的529、525、323这三种型号的轿车外形潇洒，技术成熟，安全性能好，符合环境保护的最新要求，这是马自达不断解剖已有产品，使用最新技术、推陈出新的成功范例。马自达注重把最新开发的科技成果与已有成功技术相“嫁接”。这就不难看出，所谓“解剖已有产品”，就是“温故”；所谓“使用最新技术”，就是“知新”。“温故”和“知新”的结合，就可“嫁接”出新的高质量的最先进的汽车产品。

马自达由于不断地“温故”和“知新”，在完善现有技术和开发新技术方面，始终保持着一种进取精神。谁能想到，两千多年前的中国《论语》会对日本马自达公司的经营发展有这样大的帮助，令人叫绝！然而，这的确是事实，又不能不承认。

孔子的许多格言妙语（包括“温故而知新”在内）富有哲理，带有规律性，千古流传，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行业的人都喜欢学习它，借鉴它。明乎此，我们方知《论语》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应该而且可以得到广泛的应用。

第59章　孔子——大众传播学的鼻祖

有的专家认为，中国古代尽管不存在大众传播，但已有大众传播的萌芽，那就是古老的印刷术和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大众传播的一个特点是借助大量的出版物进行传播。古人掌握了印刷术，用雕版印刷，可以印出许多的相同典籍，比手抄进步得多。后来有了活字排版，更可以缩短制版周期，较为迅速地出书，而且出得很多，这于传播是非常有利的。活字排版的发明在印刷史上是了不起的一件大事，但现在它已落后了，被激光照排所取代。

在没有活字排版和印刷术以前，中国古代的典籍传播完全靠手抄。手抄要用纸，纸是东汉蔡伦发明的。在东汉以前，用纸手抄也不可能，因为那时还没有发明造纸，只能用竹板写。写一本书或抄一本书，要消耗一大堆竹板。竹板写上字以后，再用线绳或牛皮绳把竹板串起来，捆成为一册一册的书。读书人去翻动这些竹简要仔细，别弄断了绳，否则很容易弄错了竹简的顺序。史传，孔子读《易经》的时候，用力甚勤，反复阅读，致使多次把竹简上的绳磨断了。今天10万字一本的书只有百多页，薄薄的，随身携带极为方便。在古代，一本10万字的书，那要用多大一堆竹板来抄写啊！写好后，你能带得动吗？记得秦始皇的宰相李斯说过：男儿要读五车书！乍一听，吓坏人，人生百年，能读完五车书吗？仔细想来，李斯说的五车书并不多。车上全是竹简，体积虽大，实际字数并不多。若按实际的字数计算，今天的男儿所读过的书早已超过五车，倘若李斯复生，他会改口道：男儿当读百车书。

用竹简当纸看来很笨，但在那时也是一种发明。不然，写在什么地方呢？当然，官府和富贵人家常常用布和绸代替，须知，这成本太高了。

在未发明竹简之前，古代的文字先是刻在龟甲和牛骨上，这就是殷商时期的甲骨文。稍后，文字铸造在钟或鼎上面，谓之钟鼎文。甲骨文记事简单，往往记一件事只有几个字或十几个字，语焉不详。钟鼎文记事较详，记一件事用几十个字或几百个字，多达490字。甲骨文和钟鼎文千人瞧，万人看，起着一定的传播作用。

甲骨文、钟鼎文、竹简书、本版印刷书、活字版印刷书，在历史上起着人们互相传播互相交流的作用，今天，它们起着保留中国文化遗产的作用。中国的历史几千年，文化典籍那么多、能够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就是依靠上述古人发明的传播技术，所以说，这些发明不仅在历史上起了传播的大作用，而且功在千秋。

中国古代的农民和土地在一起，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他们是小生产者自给自足，处于封闭状态，一个地区的农民不知另一个地区农民的事，彼此是隔离的，不通信息，也没人向他们讲述外面的世界，或山外的情况。他们的信息意识极差，甚至不曾有过。如今的中国农民进步多了，他们懂得信息和交通的重要，认为这是致富的条件。山东省沂蒙山区的农民长期贫困，现在他们逐渐摆脱了贫困。为什么能脱贫呢？他们总结经验说：“要想富，先安电话再修路。”安电话就是利用现代的传播工具获取山外的信息。有了信息，才能根据市场的需要来发展本地区的经济。古代农民由于受时代的限制，他们还不懂得信息的重要性。

古代的商贾则不同于农民。他们要做生意，要赚钱，这就需要知道各地的行情和货源，换句话说，需要知道各种信息。那时没有报纸，没有广告，没有电视“经济信息”专栏，欲获信息是很难的。他们只能依靠友人的书信或口信来传递信息。这种传播形式极原始，相当落后，且速度很慢，常常贻误进货赚钱的良机。

最希望获得多种信息的是官府及其官员，尤其是皇帝和文武大臣天天都希望得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重要信息。哪里有灾情？什么地方发生了暴动？边境上是否有战事？诸如此类的问题朝廷都想及时知道。然而，谈何容易！今天有电话、电报、传真，转瞬间中央即知道地方的军情民情和大事。古代的皇帝和大臣们没有这方便，他们想出一个法子就是在全国各地设驿站，修驿道，用快马传送文件。隔一段路修建一个驿站，驿站还设有驿馆，过路的官吏可以驻在这里。

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打进北京的时候，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仓皇出逃，从北京西郊的皇家公园颐和园乘坐轿子向北而去，连皇宫也来不及回，一切都扔下，逃命要紧。他们风餐露宿，两天两夜未吃到饭食，好不容易才踏入河北省的怀来县境。他们一看到处兵慌马乱，便没有进县城，累不择居，便在怀来县的驿站下榻。他们饥渴难忍，传令怀来县令去“迎驾”。县太爷怕有不恭之罪，不敢去见驾。县太爷的夫人有胆有识，鼓励夫君不必害怕，有什么就献什么。县令壮着胆子，将自己熬好的一锅小米粥找人给皇帝献去，光褚和慈禧太后饱餐了一顿。又传令想吃鸡蛋。县令全城找遍，找到了5个鸡蛋。光绪和慈禧吃了高兴，又传令下来要御寒衣。不管好孬，县令都照办了。最后，慈禧太后降旨要召见怀来县令。这时，县令害怕极了，知道接驾不恭，定有死罪，以为死期已经到了。他不知道太后那边的信息，以为召见定是凶多吉少。在夫人的劝导下，县令硬着头皮去见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召见的地点就在驿站的驿馆里。

县令战战兢兢，到了皇帝和太后面前不敢抬头。他低头斜视光绪皇帝，只见一国之君竟衣不御寒，腰间系着一条带子，心里一阵酸楚。说时迟，那是快，不等县令抬头，慈禧太后便感情激动起来，迈步走近县令，双手挽住他，大哭起来，说道：国破家亡，别人都跑了，现在只有你这样一位忠臣！县令恍若在梦中，等他惊魂安定之后，太后已经给他封官了，要他管后勤，随皇帝一起逃难去西安。这一段趣事就发生在驿馆里。在太平之时，驿馆是迎送地方官吏的，可是在乱离之时，皇帝也在这里屈居下榻了。驿道本来是用作跑马传送公文的，不料在困难当头成了皇帝的逃跑路线。讲这一段故事，是为了加深读者对古代传播的一种形式——驿站的印象。

在唐代也有类似的故事。唐明皇李隆基在他的前半生颇有作为，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实行胡汉一家，大胆启用番将，镇守边关，天下太平。到了晚年，逐渐腐化昏庸，竟把自己的儿媳妇杨玉环巧夺到后宫，成为自己宠爱的贵妃。杨贵妃长得漂亮，“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因为是“天生丽质”，唐明皇就和她形影不离，“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于一身”。杨贵妃喜欢吃的荔枝，唐明皇便传下口谕，要通过驿站昼夜不停地传递把南方新鲜荔枝从四川送到长安，路途几千里，累死了人和马，但颗颗荔枝鲜味未变。中唐诗人杜牧对唐明皇的如此荒唐颇为不满，作诗讽刺道：“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诗写得形象，达意含蓄，很值得品味。唐明皇和杨贵妃如此骄奢淫逸的生活正是不祥之兆。果然，不多几年，爆发了边将安禄山造反的事件。唐明皇惊惶失惜，逃出长安，顺着驿道去四川。走到马嵬坡驿站的时候，六军不发，要求处死杨国忠和杨玉环兄妹二人。唐明皇无可奈何，只好顺从众意，斩了杨国忠，并让杨玉环自缢。

驿道上血淋淋。驿道传书，传公文，也传下了悲惨的历史故事。

如今的人们，每当来到杨贵妃的死地马嵬坡的时候，会想起两件事：一是想起古代驿站驿道的种种情形，一是想起唐明皇的荒唐误国。中国就是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历史上民族之间的相互侵犯，武力犯边，战争不断。历代的中原王朝都重视戍边，保护自己的疆土和文化，一旦有军情，全国上下同仇敌忾，为王前驱。

问题是边关的守军并不很多，彼此相距甚远，如果西边来了侵略者，东边的将士怎么能迅速知道呢？现在好说，用电话电报就可以报警；古时候用什么报警呢？东线怎么知道西线有敌情呢？

古人有办法，就是用烽火报警。烽火是古代示警的一种方法，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也不失为一种传播媒介。边关的烽火不断，说明军情紧急，战争不断，戍边的将士在浴血频繁作战。唐代诗人杜甫在安禄山造反以后，他陷入乱军之中，与家人远隔，互不通消息，十分忧虑。他在诗中写道：“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发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这里说的“烽火连三月”，就是指“战争”连续打了许多个月，不说战争，而说烽火，这是一种借代修辞。同时也说明，在古人的脑子里，都把“烽火”视为战争的别名。

用烽火报警是一种好方法，具体做法大概是这样：在边防线上，隔不多远修一个烽火台，在台上平时准备好许多干柴，并放进一些狼粪，一旦侵略者来了，便点燃干柴，大火熊熊，而狼粪也被燃烧起来，冒出直冲云霄的一股黑烟，又高又直，很远的地方都可望见。狼烟滚滚，引起了邻近峰火台的注意，于是也跟着举火，升起狼烟，不要多久，一传十，十传百，整个边防线上都升起了狼烟，这时，连百姓都知道，不好了，犯边者来了，必须想办法保护人畜的安全。

现在我们参观古长城，就可以看见在长城越山的一些制高点上到处有烽火台那就是用来报警的，在各烽火台之间，设有枪口，炮口，那是专门用来对付进犯者的。如今的长城线路是明代修复的，西起甘肃嘉峪关，东至河北的山海关，全长万余里，这叫明长城。明长城比汉代的长城，南移了百里甚至千里，汉长城西起新疆东至黑龙江。明长城修得牢固，防御体系好，峰火台，炮台，枪口齐全，防犯能力强。

烽火这种报警形式在历史上是很起作用的，举烽火是严重的事情，不可无事生非，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西周的末代国君周幽王就是因为讨妃子一笑乱举烽火而导致国破身亡的。

那时，西部边防很不安宁，游牧民族时常犯边，弄得周王朝不得安宁。对付的方法就是搞好报警的烽火，一旦有烽火军情，各路诸侯都要兴师勤王，联合起来共同御敌。当时的各路诸侯从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愿意团结御敌。

周幽王身边有一个叫做褒姒的美女，是一位罪犯为赎罪而献给周幽王的。褒姒艳如桃花，冷若冰霜，不管周幽王怎样宠她、哄她、戏她，总是不露一丝笑容。周幽王对此深深感到遗憾，欲讨欢心而又无法可想。这时有位宠臣叫虢万父，怂恿周幽王举烽火，戏弄诸侯，以获褒姒开怀一笑。周幽王不假思索地就答应了。他传令举烽火，狼烟四起，各路诸侯以为有军情，望火带兵而至。结果呢，是受了骗，当诸侯来到骊山脚下，发现并无军情，只见幽王和褒姒在饮酒作乐。他们带着兵马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人人马马，闹翻了天，褒姒觉得好玩有趣，不禁抚掌大笑，周幽王说：“爱卿一笑，百媚俱生！”

褒姒受宠后欲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想残害原来的太后和太子。原来的太子宜臼被迫投奔外祖父申国的申侯，于是申侯去联合犬戎兵马攻打过来。这时，周幽王又举烽火，可是各路诸侯有了上次受骗的经验，这次再也不来了，因此周幽王成了刀下鬼，西周灭亡。

战争未起来时，用烽火报警，战争爆发之后，战争指挥者又用什么东西传令呢？那就是鼓声，号声，旗帜等等。鼓是用来鼓舞士气的，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击鼓进攻；需要士兵的时候，有时用号声来指挥；至于阵势的变换，有时通过摇晃不同颜色的旗帜来指挥。

这里要讲一个击鼓进攻而获胜的历史故事。

春秋时期，公元前684年，齐国侵略鲁国，齐是大国强国，鲁是小国弱国，两军对垒，战于长勺。

鲁庄公亲临战场，勇而有谋的武将曹刿当他的军事参谋，鲁庄公有点急，想先发制人，击鼓进攻。曹刿阻拦，不让击鼓，因为对敌方不摸虚实，别贸然进攻。

齐师仗恃人多势众，急急忙忙就擂起鼓来，但行动不统一，三次击鼓都未冲进鲁军的阵地，反而被打败，回头逃跑。

这时，鲁庄公有些沉不住气，想击鼓追击。曹刿又阻拦说：“不行，未到时候。”他一边说，一边去察看齐师阵地上的车辙，他发现那些车辙纵横交错，乱七八糟，说明不是有计划地撤退，而是向四面八方溃逃。而且，齐师阵地上的战旗也无人管理，纷纷倒地。细心的曹刿从敌人的车辙和战旗获得了重要的信息——齐师真的是失败了，溃逃了，而不是佯败。如果是佯败那就要提高警惕，追击不得，因为“大国难测，惧有伏焉”。经过调查之后，于是他说：“是时候了，可以击鼓追击。”结果自不用说，是以齐师的失败和鲁师的胜利而告终。

事后，鲁庄公问曹刿：“为何我两次要击鼓进攻你都阻拦呢？”

曹刿解释道：“作战是凭勇气取胜。击鼓要掌握时机，时机不到千万别击，队伍的士气挫伤不得。只有时机到了，才可击鼓，这时队伍一鼓作气，直到胜利。如果早击鼓，队伍冲不上去，士气会受到挫伤，你再击也没有用，击的次数越多，士气也就越低。这次战争之所以取胜，就是因为敌方乱击鼓，挫伤了自己的士气，我们击鼓掌握了时机，鼓舞了士气，彼竭我盈，还能不胜！”

烽火报警，击鼓进攻，这种古老的用于军事上的传播形式，直到近代民间也还在沿袭应用，在一些少数民族居住的山寨，他们要聚众的时候，往往是吹牛角号，击鼓，鸣锣。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根据的军民为打击侵略者，在村口，路边或山冈放哨，山冈上立有消息树，一旦发现敌人来犯，就放倒消息树，见树倒了便知道是怎么回事，消息树的作用与古代的烽火台差不多，都是一种传播信息的工具。

烽火、鼓点、号音、锣音、旌旗、消息树等等都是一些信号，在战事方面起了很大的传播作用。此外还有比上述更高的就是报纸这样的传播形式了。

报纸是近代的产物，是大众传播的一种主要形式。目前中国的报纸有两千多种，期刊有7500多种，出版社有540余家，每年出版九万多种图书。这此数字是惊人的，从一个方面说明我国大众传播事业是相当有规模的。这是说现代，古代有无报纸呢？

据唐代孙樵的《经纬集》记载，在中国唐代开元年间就有了萌芽状态的报纸，谓之“开元杂报”。这是一种手抄报，抄一些皇帝的谕旨和百僚章奏，还有一些政府的文件资料（录报、碟报之类）。手抄是很慢的，每天组织较多的人抄写。“开元杂报”每天发送到京城的官员手里，传播朝廷的一些新闻。安史之乱以后，各地方藩镇节度使在京城设办事机构，名曰“进奏院”（地方节度为掌握京城的政治动态），“进奏院”的官员传抄京城“状报”，然后通过驿站达于节度使手里。京城里的手抄小报先是在京城内传阅，后来扩散到京城之外，不过，这只是在统治者内部传来传去，普通百姓不得与闻。

到了宋代，“状报”继续存在，而且内容增加了，除皇帝的谕旨和百官的章奏之外，还介绍宫廷和皇帝的生活情况、官员的升迁、镇压农民起义和地方民众暴动的政治动态。“状报”定期发布，5日、10日、半月不等。到了南宋，出现了“朝报”，每日发布。

“状报”发到各州，州以下的郡级地方政府见不着“状报”。州转抄“状报”，另加一些内容，成为“郡报”，然后由州发到郡。“郡报”有点自由化倾向，着眼于朝廷政事动态的报道，有时抢先发布朝廷新闻，造成泄密，甚至道听途说，伪造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已出现了民间的报纸，名曰“朝报”，它自办发行，自成系统，印数较多，对民间的报纸，官方当然不喜欢，说它诋毁时政，“动摇众情”。

到了明代，民间的报纸更加活跃了，出现了颇有名声的“京报”。它以官方报纸“郡报”的内容为报道的消息来源，天天出版，先是手抄出售，后来改为活字印刷，有自己的“报房”经营机构和手工印刷作坊。在17世纪中叶时，从手抄到活字印刷，这标志着中国古代的报纸有了长足的进步。

在清代，官家的报纸叫“邸报”，和明代“邸报”的性质差不多，具有中央政治公报的性质。它由皇帝的办事机关军机处直接掌管，体现出很高的中央集权。到清朝末年，“邸报”改为活字印刷，更名为“政治官报”。

明代有民间的“京报”，清代也有民间的“京报”，基本上是照抄官方的“邸报”，内容有三个方面：朝廷政事、皇帝谕旨、官员奏折。它每日印刷出售给官吏和财主。由于是手工印刷，京报的数量有限。各地翻印“京报”，广为传播。“京报”的出现预示着现代报纸的诞生，也预示着大众传播的时代即将到来。

当我们在研究“传播学”进行撰述的时候，也想起了孔子的《论语》，并将书名题为《孔子与传播学》。也许有的人会感到惊诧：怎么把孔子与传播学扯在一起呢？孔子那个时代有传播学吗？

是的，孔子生活在2500多年以前，那时没有报社、出版社、电台、电视台、通讯社、邮局、电话局、音像公司，甚至连写字用的纸还未发明，自然还没有哪位先生去研究“传播学”，即使他具有了不起的超前意识，恐怕也难以形成传播学的概念。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传播学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据专家们说，“传播学”的兴起始于本世纪的40年代。这样说来，孔子和我们现代的传播学更不能扯在一起了。然而却不然，孔子的那个时代，即整个物质文明程度低下的时代，虽然不曾有过“传播学”，但传播的事业已经出现了。孔子虽没有从理论上去研究过什么传播学，但他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传播工作。他开办学校，聚徒讲学，对学生传道授业解惑，这是口头传播。如删诗修史，整理文献典籍，传诸后世，这是功在千秋的书面文字传播。他不辞劳苦，周游列国，向诸侯国君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也是一种传播，包括口头的和书面的。孔子采用多种手段传播自己的理想和学说，可以说他整个一生都在传播。生命即传播，传播即生命，这就是孔子的人生。多么辛劳！多么光彩！多么有意义！他晚年整理文化典籍，日夜操劳，欲罢不能，只到死神降临的时候他才感觉到自己生命的蜡烛已经燃到了尽头。他无可奈何地自我解嘲道：“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泰山要崩塌了呢！房梁要毁坏了吧！哲人要辞世了吧）！”

孔子的传播事业是辉煌的，值得研究的，仅此一点，他与传播学有缘，可以扯在一起。还应指出，孔子的《论语》与传播学有关，更应该把孔子与传播学扯在一起。

《论语》不为传播学而存在，但《论语》里的许多思想对研究传播学有指导作用。例如，研究传播者的素质、传播的对象、传播的内容和方法，以及传播的效果，都可以从《论语》的警句妙语里受到启发。

过去古人用《论语》治国平天下；如今，现代人用《论语》经商、管企业、研究哲学和文学，这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书为人用，无可厚非。现在，以《论语》为材料，来研究孔子与传播学的关系，似乎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可喜可贺，《论语》又多了一种功能，于丹用自己的成功证实了这一点。

当中央台《百家讲坛》播放于丹“论语心得”后，中华书局在出版《于丹〈论语〉心得》一书时，并未估量过传播的力量，更未料到出现“井喷”现象。殊不知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今天许多人的心灵却面临精神“缺食”的危机，正是于丹运用《论语》传播的传统文化，送上一道清新可口的喷香菜，满足了人们的需求和欲望。同时也预示着《〈论语〉心得》会全力推动传统文化的复兴与发展。

第60章　孔子的传播经验心灵鸡汤传承于此

孔子因材施教，说话看对象。在同一问题针对不同的学生做不同的回答。《论语·先进篇》有这样一段有趣的记载：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

冉求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

公西赤问：“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这段故事说的是孔子的学生子路（即仲由）和冉有（即冉求）向孔子请教，提出了相同的问题：“闻斯行诸？”（听到的事情就可以去做吗？）然而孔子的回答却是不一样的。他对子路说：“有父兄在，要和他们商量，怎么可以听风就是雨呢？”他对冉求说：“听到的事情马上就去做。”

对同一个问题做不同的回答，学生子华（名公西赤）很不理解，孔子解释说：冉求做事退缩，缺乏胆量，我要他上前一步，鼓励他去干。子路勇敢过人，有些冒失，我要他先别急，后退一步。

这就清楚了，孔子是对子路和冉求的不同性格（一个胆大冒失，一个懦弱退缩）做不同的回答，这完全是正确的，针对性很强，说话有的放矢，会收到好的教育传播效果。

试想若孔子不考虑子路和冉求的性格差异，对所问的问题做相同的回答，叫他们听见一件事情就马上去办，那么，冉求或许可能办成了，子路可能就因为冒失而把事情办砸了。如果孔子叫冉求听到事情后也要先和父兄商量，那么，本来就缺少果断的冉求会变得更加犹豫不定，坐失良机，办不成事情。孔子对子路泼冷水，对冉求加油，这是明智的做法。

孔子教育学生注意针对性有许多例子，这里再举一例。学生司马牛有急躁多话的毛病，孔子深以为忧，当司马牛在请教什么是“仁”的时候，孔子说：“有仁德的人说话迟钝。”司马牛反问：“说话迟钝，就算得上仁吗？”孔子说：“要做到仁很不容易，说话能不迟钝吗？”

现在要问，孔子为什么对子路、冉求的性格特点摸得这么准呢？

孔子是有心人，为了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认真了解自己的教育对象，因而熟悉了教育对象的各种情况，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

他了解学生的志向，常把学生聚集在自己的身边，要他们“言志”。

子路说：“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

颜渊说：“愿无伐善，无施劳。”

孔子也讲了自己的志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师生双方都道出了自己的心声：子路想做一个慷慨大方的人；颜渊想做一个踏实肯干而又默默无闻的人；孔子则是想做一个福泽老少的人。了解学生的志向，这就意味着摸到了传播对象的思想脉搏。

他了解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论语·雍也篇》记载，鲁哀公问孔子：“你的学生当中，谁最好学？”孔子回答道：“颜回最好学，他有怨气不发泄到别人身上，也不重犯同样的过失，不幸短命死了。现在没有这种人了，没有听说过有好学的人了。”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实际上是了解传播对象的理解能力、接受能力，也是检验传播效果的一种手段。

一树之果有酸有甜，人上一百武艺皆全。孔子的门徒众多，他们也各有长处。为了发挥他们的长处，孔子首先要了解他们的长处。

他知道：德行好的有颜渊、闵子赛、冉伯牛、仲弓；善于辞令的有宰我、子贡；会办理正事的有季路、冉有；熟悉古代文献的有子游、子夏（见《论语·先进篇》）。知道了学生的长处，便知道他们适合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他说子路可以带兵，冉求可以当总管，公西华可以办外交应对宾客。

第61章　因材施教弟子三千成就不同

一人不同面，各有各的性格特点和弱点。孔子认为他的学生中，高柴比较愚蠢，曾参比较迟钝，颛孙师有些偏激，子路有些鲁莽。学生子贡问孔子：“颛孙师（子张）和卜商（子夏）比较起来，哪一个更成熟呢？”孔子说：颛孙师有些偏激过分，处理事情掌握不好分寸；卜商呢，虽不“过分”，但又“不及”，同样掌握不好分寸。按照中庸的处事方法，孔子主张既要“不过”，又要别“不及”，掌握办事处理问题的“度”，恰到好处。不知“度”，是不成熟的表现；知“度”而且“适度”，则是一个人在思想方法上成熟的表现。在孔子看来，颛孙师和卜商这两位学生在思想方法上都还未达到成熟的阶段。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对传播对象的了解不是停留在表面上，而是深入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范畴里去了。

他还了解学生的经济情况，说颜回的家里很穷，钱囊羞涩，“屡空”；说子贡不去做官，偏去做生意，把行情猜的准，囤积倒手，赚了钱。

总之，孔子对学生的情况做了比较全面的调查了解，因而掌握了学生的生活条件、思想、爱好、情绪、欲望及个性，这对他因材施教，加强教育传播的针对性起了重要作用。从孔子的这些传播经验里，我们应当受到启发，对报刊、电台、电视台、出版社的读者、听众和电视观众也要做调查，了解他们的情况，以便加强传播的针对性。

在中国，较大的报纸、刊物、电台、电视台都设有群众工作部或通讯联络部，专门处理读者、听众、观众即传播对象的来信。这样的部门每年都要收到几千封、几万封甚至几十万封读者来信，从这些来信中可以听到读者的呼声，也可以听到他们对传播内容的意见：喜欢哪方面的报道，不喜欢什么题材，还希望报道些什么。把传播对象急于想知道的东西列入计划，及时报道出去，把传播对象认为过时的不需要的东西从计划里删去。传播物要围绕传播对象来转，象忧亦忧，象喜亦喜，传播对象喜欢的东西就多报道，不喜欢的就少报或不报，这样，传播物就加强了针对性，把传播对象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第62章　孔子的说服力要的是效果

《论语·子罕篇》有孔子的这样一段话：“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未知何也已矣。”

话的大意是说：用恰当的话语去劝说人，能有不听从的吗？听从以后要能改正自己的缺点毛病才是可贵的。用顺耳的话语去感动人，能有不高兴的吗？但受感动以后要引起思考、分析并加以鉴别才是可贵的。假如只高兴而不思考、分析、鉴别，表面听从而不改正错误，那我也没有什么办法来教育他了。

学生有缺点毛病的时候，作为老师的孔子要进行教育。在教育时，孔子讲究教育的艺术，用规劝的方法，而且使用的语言必须是恰当的。这样，受教育的学生才感到亲切，不产生反感，勇于接受规劝，听从老师的教育。在孔子看来，学生接受了规劝，这只是完成了教育任务的一半，另一半是要学生主动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如果听而不改，与不接受规劝无多大的差别，从教育的效果来说就是失败了。

当学生对一些问题感到困惑不解的时候，孔子认为自己有责任引导他们如何去思考、分析、鉴别，引导的方法是用意味深长的话语去启发他们。引导教育的目的是要学生自己去思考、分析、鉴别，从困惑中走出来。如果学生不这样去做，那么这教育也就失败了。

教育是一种传播，教育的效果就是传播的效果。孔子所忧患的是怕学生不按老师所指点的去做，得不到好的效果，达不到预期的目的。

孔子的这种忧患，也是一切传播者的忧患。古今中外，无论哪个国家，也无论哪个人，一旦要从事传播工作，谁没有自己的目的？谁不想达到预期的效果？

在中国，从事对外传播的人，目的很明确，就是对外国朋友介绍中国，即介绍中国的昨天和今天，打开了解中国的窗口，通过介绍让国际朋友了解中国，架起友谊与合作的桥梁，以促进中外的文化交流，为改革开放创造更好的国际环境。对外传播若能达到这样的目的，就算是达到了最佳的效果。反之，则效果不好。从事对外传播的人，随时都在忧患，生怕效果不好。一旦有报刊订户下降的情况发生，大家的心情都有些吃紧，像农民遇到荒年歉收时的那种心情一样。订户下降原因很复杂，有时是因为报刊的内容不符合读者的需要，不对胃口，针对性不强，便不订你的报刊；有时是因为报刊的面目总是老样子，文章的写法呆板，不符合国外读者的阅读习惯，版面设计没啥变化，缺乏时代感，不新颖，且又印刷得不好，这些都会使读者生厌；有时是因为政治和经济的原因给读者带来了困难，不可能续订报刊。

不管出于哪种原因造成的订户下降，都会影响到报刊的传播效果，这时，传播者的当务之急是分析订户下降的具体原因，然后采取恰当的措施。例如，根据读者的需要来确定选题，有的放矢，使传播物的内容得到读者的喜欢，从而扭转订户下降的趋势，扩大传播效果。

不顾及效果的传播是没有意义的。医生开处方，重在治病救人。如果医生只顾开方，不看是否治好了病，是否救活了人，不问治疗效果，那就是一个盲目的医生。那些医林高手，常常是把“治病”的动机与“救人”的效果统一起来。先想到要去“救人”开处方，然后要检查效果，看是否已经“治病”。医生的任务是帮助病人恢复身体健康；传播者的任务是帮助传播对象获取信息和精神养料，许多信息就是知识，可以进入传播对象的知识库。精神养料是传播对象从传播物中得到有利于提高自己的思想或文化艺术修养的东西。

传播者当自己动手写文章或开口演讲的时候，总是在考虑：我要给读者、听众一点什么新鲜的东西呢？是传播有价值的新闻，还是讲述某个发人深思的道理？我要传播的东西，读者或者听众是不是感兴趣呢？沉吟再三，才敢下笔，才敢开口。沉吟思考之时，传播者就在用心考虑自己的表达方式，如何开头，怎样结尾，先讲什么，后讲什么，怎样修辞遣句。这些考虑并非多余，必须如此。不然，你的文章或演讲就难以抓住传播对象的心。

文章也好，演说也好，都要具有劝服力，或者叫做说服力。战国时候的思想家韩非写过一篇文章叫《说难》。这篇文章写得好，当时从韩国流传到秦国，秦始皇读罢大为赞叹，以为文章的作者已经是作古先贤，因而产生了“恨不与之同时”的遗憾。后来秦始皇知道作者是同时代的人，便通过外交手段将韩非请到了秦国。

在战国时期，诸侯林立，七雄并世。诸侯国君都想扩展自己，统一天下。一国之君要统一天下谈何容易，没有奇策妙计是不行的。当时，有一批游说之士，即张仪、苏秦那样的人物便应运而出。张仪凭献连横策成了秦国的谋士，苏秦献合纵策讨了除秦之外其他诸侯国的喜欢，挂六国相印，荣耀之至。但也有游说不成功的说客。成功了是效果好，不成功是效果不好。为何不成功呢？为何国君不听说客的话呢？又如何才能让国君听说客的话呢？《说难》就做了回答。作者韩非说，游说之士在劝说国君时是有困难的，不是难在你没有道理说服国君，难就难在你摸不透国君的心思，不知道讲什么样的话他才高兴。国君要图名，你却言利，他就看不起你。国君贪欲很多，是重利者，你却劝他图名，他表面上接受你的意见，暗中却不采纳，觉得你迂腐，很不懂事。有的国君阳为名阴为利，这就更难对付了，话不知从何说起。在国君面前说话要特别小心，弄不好就会横祸加身。韩非说，你在劝说国君之前，不要急着去讲这讲那，要紧的是取得国君的信任，当他信任你以后，对你不产生怀疑，便可以听进你的话。在取信的前提下，先知心思，后献奇策，方可成功，收到效果。在成功之时，你也不要忘乎所以，以为国君永久信任你。不！国君的信任是相对的，暂时的，人情反复，国君说翻脸就会翻脸。信任你时，你受宠在青云之上；失宠翻脸时，你就大祸临头。

《说难》篇告诉我们，在劝说别人的时候，不可主观主义，任意为之，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必须认真研究传播对象的心思，想想看，他需要听什么，然后才用恰当的话，即孔子讲的“法语之言”去劝说，使传播对象听了高兴。劝说人（传播者）的话，往往不被传播对象全听全信；对传播者的用意动机总是打个问号，有几分怀疑，像国君怀疑游说之士的话一样。要排除怀疑也需要感情投资，传播者要在自己的传播对象群里建立自己的威信，取信于他们。一个知名度高、信誉好的作者，他的崇拜者多，写出的报道或文章会拥有大批的读者，而且信服他讲的道理。如果一个作者不知名，不为传播对象所熟悉和信任，他讲什么和写什么都很难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

一个合格的传播者在劝服传播对象的时候，应该具备这样两个条件：自己有一定的知名度，传播对象了解你，信任你，对你的劝服不怀疑，这是一。在劝说的时候，要仔细研究方法，用恰当的话语和恰当的表达方式，亲切自然地表达出来，使别人不产生反感和逆反心理，这是二。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否则就不能取得理想的劝服效果。

用笔用嘴去劝服人不那么容易。有些传播对象自视很高，对自己的“主观评价”不低，似乎是世事洞达，人情练达，对你的劝说不屑一顾。对于这类传播对象不可等闲视之，传播者在下笔和开口时要用高深的道理去折服他们。

我在日本办报纸的时候，情况更为复杂。读者分布在日本全国。他们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心理素质和价值观念，如何能听我们的宣介呢？对有些读者来说，你还没开口，他那里就打个问号，说你《中国巨龙新闻》为中国搞宣传。当然，这是少数人的偏见。我是中立的报纸专门宣传介绍中国的基本情况，让日本人了解中国；不需要在报纸上宣传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就大多数读者来讲，他们并不怀偏见，乐意通过我们的巨龙新闻来了解中国，态度很友好，对中国有好印象，对中国人民有感情。他们长期订阅我们的报纸，把十五年来的报纸装订成册，作为参考资料珍藏起来。

如何才能让日本人爱看我们的报纸？这就要打破过去传统办报的模式，让日本人去为报社采撷中国经济稿件，这样的结果有两点好处：其一，打消了少数读者对中国记者的偏见；其二，是利用日本作者更贴近读者群，更了解读者所需和阅读习惯。另外就是在写法上要使稿子人物化、故事化、生活化。经济活动是人的活动，人的活动就会有人的故事，有人与人的生活画面。写经济稿时，首先要着眼于人，去写人的活动，人的故事，人与人的生活画面。通过这三者去反映经济活动，写出来的稿子就会见物见人，有形象穿插，显得生动活泼，有可读性，粘住读者的心。就这样，我办的这份报纸《中国巨龙新闻》每周发行10万份，遍布了整个日本。

文章先有了吸引力，这就为收到劝服效果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也可以这样说，先不要问文章的劝服效果好不好，而要问文章有无吸引力。成熟的传播者会在吸引力和说服力两个方面下工夫的。

第63章　诚实诚信君子之道

每天的传播媒介——报纸、刊物、电台、荧屏给我们传来大量的信息，其中包括政治时事、经济信息、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奇闻趣事等等，对于这些东西我们信不信？

有人说：“我不看报，因为报上讲的不可信。”

有人相反：“我每天必读报，管它是真是假，先看了再说。”

还有人说：“报纸我也看，但看完总是打个问号。”

说报上的东西全是假或者全是真，恐怕未必如此。实际情况是有真有假，失真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真实也是整个传播的生命。唯独真实的故事、真实的人物、真实的情况，读者才会相信。一张报纸、一家电台一贯讲真话，传播真实的情况和信息，才能在读者和听众的心里建立起威信，产生可信性。

可信性来源于真实。我在日本办报已经十五年，报社员工现已达五十余人，我经常对记者们说：记者的任务无非是两件事——了解真实和反映真实。采访的过程就是了解真实的过程；写作则是反映真实的过程。应该说，记者了解真实并不容易，当你去采访时，人家前呼后拥，往往让你漂浮在上面，深入不下去，接触不到最下层的人，听不见普通劳动者的声音，看不见遗忘在角落的情况。别人陪同你采访，带你去那些可以夸口的地方，你看到的都是一片光明，听到的都是官场中的那一套报喜不报忧的拜年话。这样的采访，你能了解真实吗？有时，记者明明知道什么地方有问题，当你去采访时，当地官员早给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和老百姓打了“预防针”，不许讲真实的情况，致使采访无法深入下去。为了抓到真实的情况，记者往往要搞“突然袭击”，事先不透露任何采访计划，突然来到被采访对象面前，这样可以知道许多有新闻价值的东西。

了解真实何其难哉！但只要突破了这一关，就为反映真实打好了基础。

了解真实虽不容易，但经过努力是可以了解到真实情况的。但有的时候，情况很复杂：由于有些记者不遵守职业道德，受人利诱，无原则地讲好话，不是实事求是地介绍，而是拔高，笔下多为溢美之词，这也造成失真。

失真的原因来自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但不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失真，都是令人感到遗憾的事情，为读者所不能原谅。那直接的后果就是对传播产生不信任感，对传播的内容产生怀疑。新闻报道如果没有可信性，就像人失掉了信誉，无法取信于社会、取信于民，这是非常可悲的。

孔子没有办过报纸，也不会讲新闻的五要素，但是他懂得做人要做老实人，说话要说老实话，办事要办老实事。他作为一个传播者，时时注意在思想上和行为上要老实，这是很值得学习的，让我们来研究他那些与传播的可信性有关的言论吧！

孔子是个老实人，不强以为知，对于不懂的事情不发表意见。《论语·子路篇》记载，樊迟向老师孔子请教怎样种庄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又请教怎样种菜，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孔子是大学问家，但缺乏耕种知识，在老农和菜农面前自愧不如。

可见，孔子是个老实人。在他看来，一个人说话做事应当老实，才能建立起自己的信誉。人以信为本，“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意思是说，讲信用的人走到边远地区也能办好事情，不讲信用的人即使在本乡本土也行不通。“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这就是孔子的结论。做老实人是以讲信用为前提的。

孔子说话讲根据，不随心所欲。

《论语·八佾》里有他这样一段话：“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意思是说，夏代和殷代的“礼”是什么样，我能说得出来，可惜找不到可靠的证据来证明我的说法正确。杞国是夏代的封地，保留着夏礼的习俗；宋国是殷的后代生活的地方，也保留着殷礼的习俗。但是，我不能用这两个地方的礼俗来做证据，因为这两个地方保留下来的礼俗缺乏文献资料的记载，否则，我是要用来做证据的。这里，孔子不用杞、宋两国的礼俗作为夏礼和殷礼的证据，态度很严肃认真，没有根据的话就不说。他为事实负责，为历史负责，也为后来者的我们负责，现在的一些传播者爱抢新闻并着急发表，没弄清楚的和没有把握的东西就传播出去了，这还不失真吗？

闻言欲审，不审还不如不闻。道听途说的事容易骗人，不可当真。孔子对于听来的事，往往将信将疑，喜欢亲自做调查。

孔子向公明贾打听卫国大夫公叔文子是否像传闻的那样“不言不笑不取”。公明贾告诉孔子：“传闻过分了，他老人家是到了该说话时才说话，别人不讨厌他的话；高兴了才笑，别人不反感他的笑；应该取的时候才取，别人不讨厌他的取。”孔子反问道：“是这样的吗？难道真的是这样的吗？”

传闻把公叔文子说得很神：“不言不笑不取。”这简直像个没有七情六欲的木头人，孔子当然不会相信，要把公明贾找来问一问。公明贾没有神化公叔文子，但仍在美化他，所以孔子对公明贾的话也难以全信，打了两个问号：“其然？岂其然乎？”

孔子反对不懂装懂，他提醒学生子路说：“由！诲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不懂装懂，强以为知，这是自欺欺人，算不得聪明。

人贵不自欺，老老实实，懂才说懂，不懂就说不懂，这才是聪明的表现。

不说谎话，不说大话，这是孔子的本色。他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过其行”的话就是大话。爱讲大话的人等于没讲，因为“其言之不作，则为之也难”，说起来大言不惭，实际上却做不到。

孔子慎于言，假话、大话是与他绝缘的，学生们很了解他的这个特点：“子不语怪、力、乱、神”。对于离奇古怪和鬼神一类的事情，孔子是不愿意开口的。

有一次，子路问怎样事鬼神，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又问：“死是怎么回事？”孔子回答：“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谈生不谈死，谈人不谈鬼，他根本否定鬼神的存在，说是“祭神如神在”。如果“不祭神”呢，那结论自然是“神不在”。学生子贡提出一个当时很难回答的问题：“人死以后还有知觉吗？”孔子没有正面回答，风趣地说：“我如果说死而有知，恐怕会使孝子们为死去的父母过度操办而影响活人的生计；如果说死而无知，又怕不肖子孙对死者弃而不葬。你想知道人死后有知还是无知，等你死后自己去体验吧，到了那时还不算晚”。

回答是巧妙的，既未说人死后有知觉，也未说无知觉，没有做肯定或否定的回答，这正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聪明表现。

传播必须是客观真实的，不能传播那些虚假的情况。在这方面，孔子也是做得正确的。据《论语·子罕篇》记载，晚年的孔子生了大病，子路担心孔子突然死去，立即把孔门弟子聚集起来，充当孔子的家臣，按大夫的丧事规格为孔子准备后事。后来，孔子的病逐渐好起来，孔子知道了这件事，责怪子路“行诈”。自己是教书先生，原本没有家臣，子路却给自己找来许多“臣”。“无臣而为有臣”，孔子认为这就是欺骗世人。对此，孔子内心极为不安，呼喊道：“吾谁欺？欺天乎？”子路这样搞，我是在欺骗谁啊？难道是在欺骗天吗？骗人的事是子路干的，孔子以为不可，自己的内心非常痛苦。

在孔子看来，人与人之间应该以诚相待，不存欺心，用假话假事骗人是不道德的，上自国君下至百姓都不可以欺骗。对国君可以犯颜直谏，但不要欺君，这叫做“可犯之，勿欺也”。

欺骗，是传播的大敌。在现代的大众传播里，这个大敌并没有被消灭，它时隐时现，成为传播中的一个幽灵。为什么没被消灭呢？就因为有的传播者需要它，需要把煤球说成元宵，把芝麻说成西瓜，以此来为某个集团或某种政策宣传服务。谁也不说自己在搞欺骗，但往往在“客观报道”的幌子下把事物的真相掩盖起来，不让说，不让看，不让写。在现代的大众传播中，要想彻底根除欺骗谈何容易！国际之间矛盾重重，各国的传播者都各为其主，他们免不了要站在一边讲话，这就很难全讲真话和公道的话，情不自禁地要讲一些半真半假的话、有倾向性的话、夸大其词的话、甚至骗人的话。

一出现重大的问题，各国的传播机构都站出来代政府表态，有赞成叫好的，也有反对骂娘的，还有谁也不得罪当和事老的。在这种情况下，谁还管传播的真实性？各国传播者的心态很不一样，各自想到本国的利益而对客观事件进行“削足适履”。各人的“足”不一样，各人做出来的“履”也不一样，展示在受众面前的是若干个“履”的模样。

如此说来，就不讲真实了吗？当然不是。正因为“真实”问题被糟蹋了，我们才要旧话重提，在传播事业中坚持真实性，像孔子那样实事求是，不搞虚假的东西。要把真实情况告诉受众，让他们感到报刊、电台、电视台可信。这种可信性时有时无，并非永恒。当你讲真话的时候，它就存在；当讲假话的时候，它就消失。借用孔子的话，那就是——邦有道则现；邦无道则隐。

关于君子之道和诚信，于丹教授是这样讲述的：

大家知道孔夫子是讲君子之道的，他提到了那么多的君子，我们今天还在沿用这样一个道德概念。那什么是君子？君子有很多的道德准则吗？司马牛去问孔子，“老师，什么叫君子？”孔子说“不忧不惧”。司马牛觉得太简单，再问，老师说“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当你内心自省的时候，没有愧疚，还不是君子吗？我们老百姓说，“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这还不是君子吗？孔子的学生问老师，说你到底是什么样的理想呢？孔子回答说：我这个人最大的理想无非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老者安之，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老人想起这个人可以心安。这个心实际上是两个层面：一个是老人感觉有这样一位子嗣，是欣慰的；另一层面就是物质上的安顿，即这个子嗣是孝顺的，老有所养，可以颐养天年。

朋友信之，一个“信”字，这谈何容易？有很多事情可能无法自己拍胸脯承诺，但是记在自己心中，是用行动去完成自己的承诺。有一种朋友可以相信到永远，当你需要的时候，他就会站在你的背后，但不会在你眼前乱晃。朋友信之，这还不够吗？

所以很多人问过我，说你怎么看孔子？我说我看孔子，从来都是敬而不远的。我敬慕他，但是我从来不感觉他离我们很远，他写出了我们一生也无法达到的高度。

第64章　循循善诱孔学的心灵鸡汤

孔子教育学生有一种好的方法，在让学生接受某种知识或明白某种道理的时候，不急于求成也不强加于人，而是慢慢地来，循循善诱，像春雨一样，“润物细无声”，大弟子颜渊对这一点体会深刻。

《论语·子罕篇》中有这样的记载：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未由也已。”

颜渊赞叹老师孔子的道德学问过人，仰望老师的形象，觉得愈看愈高，用心钻研老师的学问，觉得愈钻愈深厚。一忽儿觉得那高深的道理是这样；一忽儿，又觉得是那样，判断不了。尽管如此，老师教我们却很耐心，一点一滴地教，一步一步地诱导；用文献典籍来开阔我们的眼界，丰富我们的知识；用礼仪文明来规范我们的言行；由于方法得当，我们想停止下来，不学也不可能了。我用尽了自己的才智，老师的道德学问我好像还是未学到家，仍有高深莫测的感觉。我是想在道德学问方面追随老师，但仍未识蹊径。

这是颜渊的一番肺腑之言，他深切地体会到孔子的道德学问很深，不容易学，努力了好多年似乎还未找到路子。但是，他感到欣慰的是老师的教育方法好：循循善诱。这方法把学生引向求知的轨道，由被动求知到主动求知，从而产生求知的极大兴趣，“欲罢不能”。请留心“欲罢不能”这四个字，这是颜渊在求知过程中的体会，生动地证明了“循循善诱”的方法行之有效，否则，学生怎会“欲罢不能”呢？

“循循善诱”是孔子的创造，这种方法特别有利于学生接受某种道理。老师总爱教育学生爱惜光阴，孔子也不例外，但是他在进行“惜阴”教育时并非空洞地说教，而是用诱导的方法，把永不停止的光阴比作永不停止的流水，站在河边对学生们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生动贴切的比喻首先给人以形象的感觉，抽象的“惜阴”道理变成了形象的惜阴道理，让学生们感到老师的话有些新奇，而且有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值得咀嚼。在咀嚼玩味的过程中，那“弦外之音”和“言外之意”即惜阴的道理便“思而得知”。孔子就是这样“循循善诱”地教育学生。

学生在求知过程中，对自己的要求一是要“惜阴”，二是要“持之以恒”，没有恒心是干不成事业的。孔子重视恒心的有无，他说过，一辈子也许见不到真正的君子，但只要见到一个有恒心的人也就满足了。恒心如此重要，孔子当然希望自己的学生都有恒心。要想使学生懂得树立恒心的重要性，孔子还是不空洞说教，仍然采用循循善诱的方法。他说：“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

堆山是大工程，要有恒心才能堆成。可是到了堆山尖的时候，只差一筐土，你却停下来，结果山未堆成，功亏一篑，多可惜！谁让你停下来的呢？是你自己！为什么要停下来呢？是你不能持之以恒！由此可见，“持之以恒”有多重要！孔子并未讲“恒心”一类的话，但这“弦外之音”却是要学生“持之以恒”！我们不能不佩服孔子的高明，他的“循循善诱”是一切传播者的法宝！

孔子处处使用循循善诱的法宝，他用这个法宝把一个不愿意学习的学生子路引上了好学的轨道。

子路家贫，生性质朴，喜武勇，有些玩世不恭，经常头插公鸡毛，腰系长剑，以威示人。他第一次见到孔子的时候，态度粗野颇为失礼。但孔子却毫不介意，仍以礼相待，这使子路感到羞愧。孔子问他喜欢什么，他说喜欢舞弄长剑。孔子鼓励他说：“以你的本领再加上努力读书，定会有出息。”子路问：“学习真的有好处吗？”孔子用一连串的比喻来说明学习的重要性，对他循循善诱。孔子说，学习这件事就好像国君离不开谏臣、士离不开交友、驭马离不开马鞭、调弓离不开檠（正弓的工具）一样。子路说：“南山有竹，人不去管它，照样长得直；砍来当箭，照样能穿透犀牛皮”。孔子诱导他说：“若是将砍来的竹子刮光，装上箭头，磨得很光，岂不射得更深吗？”子路于是无话可说，接受了孔子的教诲，成了孔门的学生。

孔子对学生循循善诱，这实际上是传播者对传播对象进行引导。子路没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经过孔子的循循善诱，子路放弃了原来的错误认识，懂得了学习的重要性，这就是导向所产生的好结果。如果对子路的错误认识不加以纠正，不向正确的轨道上引导，那么子路的错误认识就会长期存在，最终会导致他不读书，不学习知识，永远是一个粗野之人。传播者的任务之一是要随时针对传播对象存在的一些错误思想、错误倾向而加以导向，把人们的思想和追求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这就是传播的导向性。

传播离不开导向性，如果离开了，传播就会失去针对性，变成了盲目的传播。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传播者，时时都在注意社会的发展方向，从而有目的地进行弘扬、传播其思想理念，以求最终得到好的结果。

当年，孔子周游列国讲学，颠沛半生，传播的范围仍然有限。经过弟子们在漫长岁月中世代传承，儒学才得以延续下来。如今的于丹教授，足不出演播室，时间不过7天，结果其拥戴者很快遍布街头巷尾，于丹其人举国皆知。传播工具的进步，大大缩短了传播的周期，扩大了传播的范围。

挖掘传统文化资源，把孔子请到当下，使古老经典和现代精神结合起来，这就是“于丹现象”的一个重要启示。当然，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挖掘，还需要有更高层次上具备历史深度和文化深度的设计与把握。于丹贴近大众的传播特点，可以说是民众喜闻乐见的带有娱乐色彩的尝试，这固然很好，但也并不能说这就是最好的道路，当然，更不是唯一。

有人说，于丹给大众提供的是一剂“心灵鸡汤”。于丹大受欢迎，折射出民众的心灵缺乏某种抚慰，精神上存在着某种饥渴。

此言极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这有目共睹；但与此同时，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也水涨船高。两者之间还有不小的差距，这也毋庸讳言。大部分中国人正逐渐富裕起来，不再为衣食担忧，开始忙碌着买房、买车、旅游、出国度假，然而，市场的繁荣，消费主义的盛行，并不必然带来人们心灵的充实，人文精神是社会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倘有匮乏，必将影响社会发展的和谐，最终会影响到生活中的每一个人。

于丹教授的说法是：“这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21世纪呈现出太多的价值断层，人们由于选择太多而陷入心灵迷惑的时候，特别需要一种安顿和抚慰。”

第65章　孔子的传播业绩不只是名扬天下

好古敏求，整理文献典籍，让《诗》、《书》、《易》、《礼》、《春秋》更好地传世，播下华夏文化的种子，形成传统，这是孔子的一大功劳，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这可以说是无声的传播。

开办学校，聚徒讲学，通过课堂传道授业讲课，把多方面的知识和道德修养教给学生，使3千人受到了教育，使72人精通“六艺”而品学兼优，这是孔子的又一大历史功劳。从传播学角度来看，孔子给学生讲课答疑，这是面对面的传播，有声的传播。说起有声传播，顺便讲一讲孔子在卫国击磬的故事。

孔子击磬时，有个挑草筐的人路过，说道：“这击磬人有救世之心啊！”又说：“见识浅陋呀！从这硁硁的声音听得出来啊！既然没有人理解自己，那就停止救世好了。水深就脱衣过去，水浅就撩衣过河。”

孔子叹道：“他说得痛快，但不知道像他说得那样去做很难啊！”击磬是一种有声传播。言为心声，音为心声，过路人从硁硁的击磬声中听到了孔子的心声：他有救世之心，而无救世之力。如是，岂不悲哉！击磬、弦歌、讲课等等，都属于有声的传播。

孔子从“三十而立”的时候开始办学，在漫长的一生中，前后进行这种有声传播的教育活动长达四十余年，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他是中国历史上当之无愧的第一位伟大教育家，也是第一位伟大的传播者。

表现孔子讲学的美术作品

在孔子以前的西周社会，教育体制是封闭的，只有官方的学校，而无民间的学校。教育被官府和贵族们垄断，叫做“学在官府”。由于学校官办而被垄断，只有上层人物的子弟才有入学受教育的权利，此外广大的平民子弟被关在学校大门之外，他们只是军事训练的对象，学不到高深的知识。

西周灭亡之后，周平王东迁，春秋时期开始了。这时社会动荡，诸侯四起，原来王室专门负责教育的“王官”们走散了许多，去到一些诸侯国兴教办学。这就是所谓的“三官失手，学在四夷”。这是一种“文化下移”和“教育下移”的现象。

“教育下移”打破了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出现了民间办学的新生事物。

正在这时，孔子打出了“有教无类”的旗帜，开办私立学校。

以前的官办学校只收贵族子弟，不收平民子弟，那是“有教有类”。

孔子的“有教无类”则是不论贵贱贫富，也不论宗族和国籍，只要是有志于学的青少年都可以入学受教。在教育面前人人平等，这就是“有教无类”的实质。孔子打出这样的旗帜为平民子弟获得受教育的权利制造了舆论。

当然，孔子的教育不可能是无报酬的，他并非富翁，教书还得先吃饱了肚子。所以，他对每个入学的学生要收十条干肉。人们会问：为什么尽收干肉？吃得完吗？须知，孔子那时尚无通用的货币，只可用实物作价，也许干肉就是实物货币吧。就是说，收别的东西做学费也是可以的，只要它价值十条干肉。讥笑孔子要收学生十条干肉，说是穷学生家里哪有十条干肉呀，只有贵族子弟才拿得起。因此推断说“有教无类”是假的，缴不起干肉就进不了学校门。真是这样的吗？

不！从现有的史料来看，孔子的那些学生并非全是贵族。有名有姓的贵族子弟就只有鲁国大夫孟懿子的两个儿子，富家子弟也只有子夏、冉求那么几个，其余的大部分大概都属于寒门子弟。孔子的第一个得意门生颜回就穷得可怜，他住在人不堪其忧的“陋巷”，过着一碗饭一瓢汤的生活。孔子最信得过的学生子路，出生在吃野菜的家庭，吃米要跑到百里之外去背。学生仲弓的父亲是“贱人”，家“无置锥之地”。学生原宪住在“上漏下湿”的破屋子里读书，苦不堪言。除了穷学生，还有鲁国之外来自卫国、陈国……的学生。这可看出贵、贱、贫、富的学生和异国异地的学生都有，收生范围打破了等级的和地域的界限，孔子实行的确实是“有教无类”。

不过，也有遗憾之处，孔子有严重的“男尊女卑”的封建意识，在他的门下竟无一个女徒。因此，“有教无类”也只是男人的世界。

孔子为贫寒子弟争得受教育的权利而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口号，这是有其历史进步意义的，具有启蒙的作用。我们现在要思考一下：孔子为什么如此重视人人受教育和普及教育呢？这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他先知先觉，认识到教育对提高人的素质乃至全民族的素质有重要作用。他提出了“习性说”，说：“性相近，习相远”。就人的本性而言，每个人生下来都差不多，即“性相近”。后来，为什么有的人变得经验丰富，聪明能干，而另一些人变得平庸，对许多事情都一问三不知呢？这就是后天的原因，有的好学，有的惰性大，结果形成了巨大的差距，这就是“习相远”。孔子的“习性说”是唯物的，肯定了后天学习的重要。由此，他认识到，教育对增长人的知识才干，提高人的素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这同样是说教育可以使人完善自我，革新自我。

另一方面，他认识到学校是培养人才的摇篮，通过办学可以培养一批合格的从政人才。孔子认为，国家的治与乱取决于国君用什么样的人，若用了贤臣，则治；若用了佞臣，则乱。孔子办教育从最根本的目的来说，是要培养一批“贤臣”，让他们去服务于国君，起到治国安邦的作用。从教学的实际效果来看，孔子的这个目的部分地实现了，他的一些学生在鲁国、卫国、陈国、楚国……受到重用，为官一方，有的做了贵族大夫的家臣。

第66章　弟子三千孔子的启发式教育

孔子用什么去教育自己的学生呢？总的说来，是实行两方面的教育，一是文化知识教育。二是行为道德教育，前者是教书，后者育人，孔子是有政治眼光的，他既教书又育人，不搞片面的教育。在文化知识教育方面，他设置了六门功课，即所谓的“六艺”：《诗》、《书》、《易》、《礼》、《乐》、《春秋》。这里有文学、哲学、艺术、历史、政治、典章制度等方面的知识，注意了多样性，不那么单调。可惜，这里没有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孔子有轻视生产实践的毛病，学生樊迟向他请教种田种菜的事，他一无所知，而且还说樊迟没必要关心这些事，说是你要把学问研究好了，禄也就在其中了。由于轻视生产实践，孔子也就不讲生产知识。

教材那么多，又那么深奥，如何才能把学生教懂呢？采用什么好的教学方法呢？

主要的方法是“启发式”。让学生开动脑筋，主动思考问题，老师不要代替学生思考，引而不发，耐心等待学生的自我领悟。学生自己悟出的道理如果是正确的，这就最为有用，终身难忘，远比老师讲给他的道理要记得牢靠一些。如果自己悟出的道理欠妥，老师予以纠正，这对学生也是好的，通过比较留下深刻印象，想想自己的道理为什么是错误的，老师的道理为什么是正确的。

孔子对启发式的教育总结了很好的经验，对于今天的教育事业仍是一笔精神财富。他在《论语·述而篇》里说：“不愤不启，有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学生对一个问题想弄明白却又弄不明白的时候，他的脑筋已开动起来了，你可以指点他一下，使他茅塞顿开。学生已经弄明白的几个问题，想用自己的语言把它表达出来却又犯难的时候，你也应该去开导他，一指点他就通了。

一个屋子有四个角，老师已讲了一个角的具体情形，对于其他三个角没有讲，而学生还不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这时就不要讲下去了，讲也没有用。启发式教学使学生处于主动地位；灌输式教学使学生处于被动地位。前者可以使学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后者会使学生只知道东不知道西。

启发式不仅对教学是必不可少的，要在长时期的教学活动中“一以贯之”，而且对现代传播学来说也是不可缺少的，也应在众多的传播活动中“一以贯之”。传播者对于自己的传播对象也要搞“启发式”，不可搞“灌输式”。传播对象不是可以愚弄的阿斗，他们有自己的人格、思想、见解、判断力，在对他们进行传播的时候，不可把一些思想和观点强加给他们，而要摆事实，让他们自己去思考。传播者不可代替传播对象去思考，更不可代下结论。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的视野拓宽了，思维方法也越来越客观了，在对外传播方面也改变了做法，再不搞灌输式，而是启发式。无论写什么报道、出什么书，我们只注意摆事实、讲情况，作如实地介绍，不去分析，议论，更不下结论，这些都留给读者去思考。我们把读者放在传播活动中的主动地位，让他们在阅读时把脑筋开动起来。这样做，读者对我们亲近起来，认为中国的对外传播变了，变得客观了，变得尊重读者了。在获得好感以后，读者群扩大了，订户大幅度增加了。

我们研究孔子的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不为研究而研究，目的性极明确，要为今天的传播实践服务，从中取法。看看孔子（传播者）是怎样对自己的学生（传播对象）进行启发的，我们便可触类旁通，懂得怎样去启发大众传播的传播对象。

第6卷　孔子是东方的太阳—关于《论语》的对话

第67章　整理《诗经》经典让人乐此不疲

“述而不作”的孔子到了晚年，特别是从卫国回到故土鲁国以后，热衷于对文献典籍的整理。《诗》、《书》、《易》、《礼》、《乐》、《春秋》都是整理的对象。

在他年轻的时候，痛感“天下无道”，“礼崩乐坏”。到了晚年，这种局面并未改变。“天下无道”是政治上的混乱，孔子对政治上的混乱无能为力，只好听其自然。“礼崩乐坏”则是传统文化被糟蹋，孔子对此不能熟视无睹，他要将崩了的“礼”和坏了的“乐”重新加以整理，保存好传统文化，并传给后世。孔子的这种想法和做法都是有意义的，颇有远见。正是由于他的整理和传播，我国的传统文化才显得如此丰富，如此源远流长。若世无孔子，我们今天的传统文化又该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呢？简直不可想象。

《诗经》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分为风诗、雅诗、颂诗三个部分。风诗占了诗集的大部分，采自民间，直接反映劳动人民的劳动生活、爱情生活和种种民间疾苦，是劳动人民心里的歌，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价值，可以说是3000年前中国古代社会的一面镜子。风诗是从黄河流域的15个地区采集来的，称为十五国风，属于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经过采集加工用文字记录下来，这些口头创作才成为正式的作品。“雅诗”也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但主要是当时统治阶级下层人员的作品，其内容多是些他们的苦恼，并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有所讥讽。这一部分诗是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的反映，有社会历史价值。“颂诗”并不多，分为周颂、鲁颂、商颂，主要是一些祭祀的歌，被称为“庙堂文学”，对周王朝的统治者进行歌功颂德。作品里涉及到许多历史故事，具有史诗的性质，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第一手资料。

这部诗歌总集，是从三千多篇作品中精选出来的。在孔子的时代已基本选定，大抵就是三百篇，在《论语》里孔子就提到过“诗三百”，在墨子的著作里也提到过“诗三百”。在孔子8岁的时候，吴国的公子季礼访问鲁国的时候，就欣赏过为“诗三百”配的乐曲，而那时“诗三百”的篇目顺序也和现在《诗经》的目次大抵相同。这些事实说明，在孔子的时代，“诗三百”已经流传开了，删诗、选诗的事，孔子恐怕没有参与。但是，对于诗的整理工作，孔子是付出了心血的。

西周灭亡，周平王东迁以后，原来的《诗经》作品有的散失，有的残缺不全，出现了不同的抄本。孔子为整理《诗经》，悉心收集不同抄本的作品。这大概就是司马迁说的“古者诗三千余篇”。这中间肯定有不少是重复的作品，孔子经过辨别比较，自然会把重复的作品去掉。这就是“去其重”。对于不是重复的作品，孔子一一订正每首诗的乐曲，以合乎传统音乐的要求。

东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正说》里有类似的记载：“《诗经》旧时称数千篇，孔子删去重复，正而存三百篇。”王充的这种说法，可能就是从司马迁那里来的，他说的删诗也是指删去不同抄本上的重复作品。

最可靠的根据是《论语·子罕篇》里的几句话。孔子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意思是说，我从卫国回到鲁国以后，对诗三百每首诗的乐曲进行订正，分清哪些是雅诗的乐曲，哪些是颂诗的乐曲，纠正过去张冠李戴的错误，《雅》归于《雅》，《颂》归于《颂》，使雅诗乐曲和颂诗乐曲各得其所，不再紊乱。

如今流传的《诗经》只有文字作品，而无乐曲。在孔子那个时代，诗是和乐曲、诗与乐合二而一，不可分离，诗是可以唱的。后来由于历史的缘故，在流传的过程中，乐曲佚失了，只剩下诗。孔子把当时流传中弄混乱了的乐曲一一加以辨别，重新使诗和乐曲正确地配合在一起，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做到声情协调，便于流传。从孔子的话里我们可以判断，弄乱了的乐曲只限于雅诗和颂诗两部分，“风诗”部分的乐曲却没有乱，这是什么原因不得而知。

孔子是教育家，他使用的教材是所谓的“六艺”，即《诗》、《书》、《易》、《礼》、《乐》、《春秋》。作为教材的诗三百，想必是经过孔子加工过的，加工的痕迹现在还可以看出来。先说诗的句式，基本上是四言诗，句式如此整齐划一，不经过加工是不行的。个别的诗篇有五言句、六言句、七言句，保留了作品语言句式的原始形态，因不便改动才听其自然。凡能改动，都成了四言诗。其次，诗的诗法也大抵共同，四句一章，四章一首。当然也有例外，两章一首或三章一首的也有。再其次，抒情的表现形式，往往是反复咏叹，前后各章重复的诗句较多，或者只变换了几个词。还有，有的诗前后内容不完全协调，勉强撮合在一起，也许本来就是两首诗，在流传过程中部分遗失，最后来个“合二为一”，采用了移花接木的方法。

孔子在晚年用了很大的精力去为《诗经》订正乐曲，进行多方面的润色加工，做了大量的工作，使《诗经》成为一部完整的高质量的教材，把它传授给自己的学生，然后再代代相传。在他死后，尽管遭到焚书坑儒那样的惨祸，书被焚掉了，但“诗三百”却已印在儒生们的脑海里，那是焚不了的。所以，惨祸的乌云过去以后，“诗三百”又重新被回忆整理出来，流传于世。如果没有当初孔子的整理，没有孔子的办学授徒，《诗经》能否被保留下来就很难说了。

孔子整理《诗经》，传授《诗经》，使《诗经》得以流传，这是了不起的历史功绩。整理文化典籍，使之千古流传，这是一种无声的传播。它所传播的是文化的遗产，其中包括古老的诗。中国是个诗的国度，不仅因为我国历代有许多诗人和诗作，更主要的是因为我国保留了几千年前古老的诗集，这就是《诗经》。中国能有几千年的诗歌历史和文学历史，这个奇功是孔子开始建立的。

翻开《论语》，大概有17处孔子谈到了《诗经》，可见“诗三百”在孔子的心目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孔子喜欢《诗经》的思想内容，他有一个总的评论。在《论语·为政篇》里，孔子这样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意思是说，“诗三百”表现出来的思想是纯正的，对人有教育作用，合乎儒家的诗教：温柔敦厚。在当时，除“诗三百”之外，社会上还有所谓的“郑声”，那大概是一种流行音乐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为孔子所排斥，有悖于儒家的诗教。他认为“郑声淫”，与“思无邪”的“诗三百”恰好相反。反对“郑声”、肯定“诗三百”，这是孔子的态度。

孔子认为《诗经》有社会教育功能，每个人特别是青年人应该好好学习。诗是言志抒情，孔子很懂得诗的这个特点，认为读诗可以长人的志气，可以开阔眼界，可以和谐群体，知道怎样与人交往，怎样发泄自己的怒气而又不至于愤怒，还可以掌握一些动植物方面的知识。是陶冶人的情操，提高自己的修养，进而懂得如何为人处世，小而言之会懂得如何孝敬父母，大而言之会知道如何忠实于国君。

孔子不仅在总体上对“诗三百”有概括的评论，而且对一些具体的篇章也有评论。“诗三百”的压卷之作《关睢》，是描写一位小伙子爱上一位梦寐以求的漂亮姑娘，弄得他神魂颠倒，夜里辗转难眠。后来他如愿以偿，得到了这位意中人，成双成对，“钟鼓乐之”。这很有点像今天的自由恋爱，有情人终成了眷属。在孔子那个时代，封建礼教束缚着青年男女的思想，作品对青年人的婚姻追求采取歌颂的态度，难能可贵，颇有点民主的色彩。

按说，孔子对这样的作品不会持肯定态度，他是主张“非礼勿动”的呀！然而，在他的眼里，青年男女搞对象而表露出来的爱情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他在《论语·八佾篇》里说：“《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意思是说，作品表现出来的爱情是有分寸的；

情绪是欢乐的，但不放荡；苦苦思念不免有些哀婉，但不悲伤。由于分寸掌握得好，这首情歌是健康的，动人的，给读者以感情美的享受。

“诗三百”是如此美好，孔子当然要带头诵读。《论语·述而篇》里就有关于他读诗的记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这是说，孔子平时讲话不用“雅言”，唯独在读《诗》、读《书》、读《执礼》的时候用雅言。“雅言”是在庄重的场合使用。

从这一条记载里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确实爱诵读“诗三百”，而且态度庄重严肃，使用的是雅言。雅言就是书面语言，上层人物使用的官话、标准话。“诗三百”采自各地，在语言上带有方言的痕迹，有些事可能用当地方言念起来更动听一些，但是，方言有局限性，只是当地的人听得懂，另一地的人则听不懂。为了“诗三百”的广泛流传，就要排除方言的障碍，使用各地都能听得懂的带有规范性的标准语，这恐怕就是孔子使用的“雅言”了。

从传播效果上说，雅言当然胜过方言，犹如今天的普通话胜过全国各地的八大方言（北方话、湘语、赣语、吴语、粤语、闽南话、闽北话、客家话）一样。

孔子深知“诗三百”的作用和价值，常常把《诗》、《礼》、《乐》的作用相提并论，他在《论语·泰伯篇》里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意思是说，“诗三百”可以长人志气，振奋精神，礼给人以道德，乐给人以美好的情操。诗、礼、乐并用，志气、道德、情操得到升华，那么，人就可以成为有志者，一个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孔子希望他的儿子和学生们都成为志者，有作为的人，因而他总是苦口婆心地劝学生对诗、书、礼的学习，尤其是劝大家要学诗，焦急地问道：“小子何莫学诗夫？”“小子”，即孔子的学生们。

《论语·季氏篇》记载着孔子劝儿子伯鱼（孔鲤）学诗的故事：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离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以闻君子之远其子也。”

这段故事发人深思。陈亢和孔鲤是同学，同时受教于孔子。陈亢以常人之心度孔子之腹，以为他对自己的儿子会传授一些鲜为人知的知识，即所谓“异闻”。事实上并非如此，孔子对自己的学生（包括自己的儿子在内）一视同仁，对自己的儿子也不过是在闲暇时偶尔提起学诗、学礼的事。这在陈亢看来，真有君子风度，心里十分高兴。

且不说孔子坦荡无私的胸怀，这里要说的是他为什么要劝儿子学诗学礼。

在春秋时期乃至后来的封建社会里，“诗三百”成了经典，人们在言谈话语中经常引用，特别是在政治场合和外交场合引用得更多。说话人有时不便直接展示自己的心曲，把自己的愿望、主张、情感表达出来，往往就背诵一首《诗经》里的诗，那诗表达的意思恰好和自己此时此刻的心思差不多。对方听了你背诵的诗歌，便知你的心思。这是一种曲折达意的方法，可以沟通谈话人双方的思想感情。这样引诗交谈，把自己的意思诗化了以后再传播给对方，这显得很高雅、有趣，且富有文采。善于辞令的外交家、政治家和一般的人士都注意学习《诗经》，而且学了以后要应用到实际的人际交往中去。

正是这个缘故，孔子教诲自己的儿子一定要学诗，学了才会说话，会交往，以适应社会的需要。“不学诗，无以言！”这是对儿子的警告，要他懂得学诗的重要性。“不学礼，无以立！”这又是对儿子的警告，要他懂得学礼的重要。“礼”是道德标准，规范人们的行为，学了礼才知道怎样做人，怎样立足于社会。在孔子看来，“诗三百”中的一些作品也可起到教学生怎样做人的作用。

孔子这样问自己的儿子伯鱼：“汝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意思是说：你读过“周南”、“召南”那两个作品吗？如果不读这两个作品，你就立不起来，犹如面对墙面难以前行。周南、召南这两部分诗是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的，孔子要儿子读这两部分诗，大概是要儿子了解民情，认识社会，以便使自己立足于社会。

对于书本上的知识，孔子一是要学生学，二是要学生用，把学和用结合起来，学是为了用，学用一致，只读书不会用，即使自己成了书橱，也等于没读书，脱离实际的书呆子对社会没什么用。孔子教学生学《诗经》的目的性很强，学了就要会用，会说话，会交际，会从政。如果达不到这样的目的，孔子是感到遗憾的。孔子讲过这样的话：“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意思是说，《诗经》三百篇你都会背诵了，叫你去处理政事，却处理不好；叫你去当使者去办外交，却不会引用“诗三百”里的作品来应付场面，这样看来，诗背得很多又有什么用呢？

“诗三百”可以用来从政，又可以用来办外交，功能是多方面的，所以孔子很看重它，花去很大的精力为之整理和传播，把“诗三百”讲给学生听，这是有声的面对面的传播；把“诗三百”整理好，通过他的门徒代代相传，一直传到今，供我们阅读，这是无声的隔代传播。“诗三百”还将继续传下去，几千年以后的中国人乃至人类不会忘记孔子和《诗经》，仍会一再提起。

“于丹好酒，度数略高”，这是《于丹〈论语〉心得》节目播出的当天，易中天在博客上贴出的帖子：“今天看了《于丹〈论语〉心得》，不禁拍案叫绝，建议大家都去看看。友情提醒：该节目系醇酒一坛。‘度数’略高，不胜酒力者慎之！”

于丹录制《庄子》时，易中天也亲临演播室祝贺，并向于丹提出两点“希望”：一是不要一口气把半辈子的故事都一古脑地讲完了；二是不要把酒味太浓的酵母直接拿给观众，而要拿出热气腾腾的白馒头。已经录制了四期《庄子》节目的于丹开玩笑地说：“如果观众觉得我讲的《庄子》注水太多，那都是我听了易中天前辈的谆谆教诲。”

“经典是经得起不断被重读的，在传播中完成解读，在解读中实现价值。”于丹举例说，自己曾在百家讲坛中提到“子曰，以直报怨以德报善”之后，很多中年观众来电话表示，从前都被教育要以德报怨，如果早一点明白对于自己不好的人只需通常对待即可，要把自己最好的留给那些值得为之付出的人或事上，就不会走那么多不必要的弯路。

第68章　整理文化典籍修身养性养心

山东省的曲阜原是春秋时期鲁国的都城，也是孔子的故乡，这里有孔府、孔庙、孔林，最近又新修建了纪念孔子的“六艺馆”，重现孔子当年聚徒讲学传播文化的情形，参观者络绎不绝。

所谓“六艺”，并非六门艺术，而是孔子当年办学兴教所开设的六门功课。《诗》、《书》、《易》、《礼》、《乐》、《春秋》这里六种教材都是由孔子亲手整理编订的。孔子在世时，这些古籍只当作教材来使用；孔子去世以后，则作为宝贵的文献保存和流传下来。可惜，《乐经》已经失传。这些文献反映了2500年前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情况，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思想文化史和政治经济具有重要作用。

为了整理和传播这些文献，孔子耗尽了毕生的精力。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孔子整理加工《诗经》的情况；下面要介绍他整理编订其他文献典籍的情况。

音乐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一种高尚的艺术，听音乐可给人以美的音乐享受。现代人尽管工作繁忙，生活节奏快，但谁也离不开音乐，每天总要从电视、广播里听到美妙的音乐，在悦耳的丝竹声中消遣解闷。我们的古人也喜欢音乐，在孔子那个时代就懂得了“乐以养性”的道理，就是说用音乐来陶冶人的情操。对音乐的教化作用，可以说孔子比谁都认识得深刻，他把“礼、乐”并提，认为“礼、乐”同等重要，“礼”可以规范人的行为，“乐”可以陶冶人的情操，两者都能提高人的素质，乃异曲同工。在他看来，仁者的仁爱思想要通过“礼”和“乐”来体现，如果一个人不具备仁爱思想，那么他也就不知“礼、乐”为何物，“礼、乐”对他也就不起教化作用。“诗、礼、乐”这三者都是人们所需要的，“诗”可以鼓舞人的斗志，“礼”可以帮助人树立合乎时代需要的人生观，“乐”则可以净化人的精神世界，用孔子的话来说就叫做“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孔子是精通音乐的教育家，对音乐有很高的鉴赏力，这充分表现于他对《韶》、《武》两种乐曲的不同评论。孔子对音乐能鉴赏，自然也就十分喜爱，可以说他是个“音乐迷”。当他听到美妙的韶乐以后，竟然忘乎所以，“三月不知肉味”。他爱听音乐，还爱唱歌，几乎是天天唱，只有遇到丧事的时候才关闭歌喉。古代的多种乐器如琴、瑟、笙等他也会演奏。

古代诗乐结合，诗必配乐，乐附于诗而用于礼，“诗、礼、乐”三者合一难分。孔子正乐，做了两件有意义的事：第一件，把“诗三百”的乐曲都重新审查一遍，司马迁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因为“皆弦歌之”，他发现有的诗不能“弦歌”，因为没有乐曲了，佚亡了；有的诗乐曲错乱，张冠李戴，《雅》、《颂》两类诗的乐曲错乱。对那些佚亡了的乐曲，孔子补上；对那些错乱了的乐曲，孔子予以纠正，各归其类。第二件，孔子整理过《乐经》，并以此作为教材。很可惜，《乐经》后来佚亡了，现在也无从知道它的具体内容。孔子整理过的那些诗乐曲，由于焚书和战乱，到东汉以后全部佚亡。孔子的“六艺”本来可以给后人留下六部古代文献经典著作。然而，由于《乐经》的佚亡，出现一块空白，只留下五本文献经典著作。

《礼》分为《周礼》、《仪礼》、《礼记》，即所谓“三礼”。《周礼》是讲西周时期（公元前1世纪——前770年）的官制；《仪礼》是讲西周时期的各种礼仪形式；《礼记》则是从道理上阐述“礼”的性质、意义和作用。

在西周以前，“礼”的观念已经在人们的头脑里产生，殷商时期（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礼”主要是一些祭祀仪式，带有原始的性质和宗教的色彩。到了西周时期，“礼”才逐步完善起来，从宗教领域延伸到社会政治领域，成为上层建筑的一种意识形态，明显地为政治服务，起着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作用，当然也起着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用孔子的话说就叫做“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动。”在“三礼”之中，孔子讲的是“仪礼”，他整理“三礼”也主要是在“仪礼”上下工夫。

在孔子的时代，情况不妙，社会动乱，礼崩乐坏，原来的各种礼制遭到破坏，负责掌管礼仪制度的王室官员也流亡四方，他们手里掌握的礼仪文献也散失四方。文献散失了，如何辑而成书？没有书如何有教材？没有教材如何施教？

孔子心急如火，一是四处求教问“礼”，甚至不远千里去请教周王室管礼制的老子，点点滴滴记录下来；二是耐心寻求散失了的文献资料。经过长期的搜集，孔子制定出八种礼节，即丧、祭、谢、乡、冠、昏（古同婚字）、朝、聘，对安葬父母、祭祀祖先、乡饮尊贤、宴后谢礼、成年加冠、喜结良缘、君臣相会、诸侯邦交都有规定。这八种礼是社交礼节和行为规范。《礼记·昏义》说：“夫礼，始于冠，成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谢，此礼之大体也。”

这些礼仪制度成了《仪礼》的内容。现在我们见到的《仪礼》有17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讲“士礼”，包括“士冠礼”、“士丧礼”、“士昏礼”、“士相见礼”等。据文字记载，有些“士礼”是孔子直接传授记录下来的。

孔子有个学生叫孺悲，不知为什么，孔子对这位学生不大喜欢，有一次孺悲去见孔子，竟然吃了闭门羹。但是，当孺悲去问礼的时候，孔子却又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

“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

也就是说，《仪礼》中的《士丧礼》是孔子直接传授的。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学生尚且可以从孔子那里受教学到士丧礼，那么别的高徒如子夏等人则更可以从孔子那里学到其他的礼，并笔之于书，载入《仪礼》。这是合乎情理的推断，只可惜现有的古籍未加以记录。

孔子这位圣人是重视“礼”的，在《论语》提到“礼”的地方有70余处。

他认为“礼”与“仁”不可分，“礼”是“仁”的表现形式。他说“克己复礼为仁”，就讲明了“礼”与“仁”的关系。他要求人们加强自我修养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礼”的要求。“仁”是人的基本素质，“礼”是人的行为规范，有了这种规范，人才能获得正确的人生观和处世态度，才能立足于社会。如果没有这种行为规范，人的文明程度就相当低，近乎野人，与社会格格不入。

所以，他一再强调，“不学礼，无以立”。对于个人来说，“礼”有修身的功能；对于国家来说，“礼”有治理的功能，所以他强调“为国以礼”，“齐之以礼”，实行“礼治”。

儒家学说表现在政治上就是“礼治”和“仁政”。在孔子眼里，“礼”是个人和国家不可或缺的东西，失去了“礼”，就失去了成方圆的规矩。孔子一生重“礼”、习“礼”、传播“礼”。他对“礼”的传播是非常有力的，把“礼”贯穿在自己的学说和教材中，通过自己的信徒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影响极为深远，使我们的国家成了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

讲“礼仪”是文明的标志，礼仪伴随文明社会的产生，也伴随文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没有礼仪的社会是野蛮社会，人们厌恶野蛮而向往文明，自然也就追求礼仪，只是随时代的不同而礼仪的内容变化罢了。今天，我们开办礼仪学校，培养“礼仪小姐”，说明“礼仪”不是可以取消，而是得到了新的发展。

“礼仪”是我们今天大众传播的一个重要内容，应该通过我们的传播媒介，让更多的人懂得“礼仪”，提高自己的文明程度。“礼仪”观念越是深入人心，人际关系就会变得更和谐，更美好，人类社会也就更可爱，宛如夏夜的星空，繁星万点，互相辉映。

于丹曾对我说过：“每次签名售书的现场都让我感动。其实大家不是冲着我来的，而是冲着你的先祖——孔子而来，甚至可以说不是冲着孔子一个人，而是冲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而来。找我签名的人，年龄、知识层次、生活阅历大不相同。我印象很深的是两位民工，他们戴着安全帽，身穿满身泥土的工作服，一人包了5本书，说是要买回去给工友看。他们花自己的用来糊口的血汗钱买书，这恐怕是《百家讲坛》没有想到的受众。”

当时有一个老大爷说，‘谢谢你给中国人把孔子找回来了’，我觉得这句话不是一个人的心声。

我个人并没有能力去找，但是中国人找回孔子的心态一直都有，这些人为什么而来？一方面是为了古圣先贤的经典，另一方面是为了自己内心那种对生活态度的忠诚，他们是一群讲究生命质量的人，他们在内心追问自己，人生的真理是什么，准则是什么？

21世纪，物质文明的发展给人们生活带来了更多的选择，但我们的心灵却越来越困惑，在这种困惑中，我们都在呼唤着一种简单朴素的真理，对这种真理的需求比从前更强烈。这就是《论语》等传统文化经典在今天的魅力。

“六艺”之一的《书》是我们今天可以读到的《尚书》。由于时代久远，文字深奥，“诘屈聱牙”（唐代古文大家韩愈语）。

《尚书》是一部古代文献，收录了古代的一些政治文告、政治人物的演说词和文章，还有重大政治活动的记录，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

作为政治读物的《尚书》，孔子当然是喜欢的，因为他“好古敏求”，对一切文献都视之若宝。他聚徒讲学，目的是要为各诸侯国培养从政的合格人才，欲达此目的，他的教学必须对学生进行政治教育，编订一本较为理想的政治教科书。《尚书》既然是文献，是政治读物，有许多从政经验可以借鉴，那么孔子就不会弃而不用。相反，是切实地对它进行了整理。

孔子整理《尚书》，这是有文字记载的。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就提到：“《书》之所以远矣，至孔子纂焉。”这已经说得非常明白，流传于世的《尚书》是经过孔子编纂的，而且还指出《尚书》源远流长，在它未经编纂之前，许多文献就已流播于世。

班固的话是有根据的。在《尚书》问世之前，已经有《夏书》、《商书》、《周书》，在《左传》等历史著作中被引用。早于班固的司马迁也在他的《史记·孔子世家》里肯定过孔子编纂过《尚书》，说《尚书》的内容反映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而这一时期保存下来的文献都有孔子“编次其事”，还说孔子为《尚书》写了序文。根据《尚书纬》记载，古代文献有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断远取近”，把大部分舍弃了，只把“可以为世法”的一百二十篇保留下来。

对于这条材料，我们不大相信，好古的孔子不会把三千多篇文献丢弃，再说他也不可能搜集到那么多的文献。不过，这样的记载也从侧面反映：《尚书》文献的搜集和筛选有过孔子的劳动，他为《尚书》的成书和传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六艺”中有一部奇书，叫做《周易》。它的原始内容是用符号来表示的。现代社会的大众传播离不开这样或那样的符号，殊不知中国的古人早就在用符号来进行文化传播了。

《周易》的基本符号分别象征阴阳，又被称作是阴爻、阳爻。这两种符号三三组成八种新的符号即：乾、坤、震、艮、坎、离、巽、兑。传说伏羲画八卦，就是这个符号群。这八种符号再两两相重，又形成64卦，例如震卦和坎卦相重，便形成屯卦。64卦的每一种卦有6爻，所以64卦共有384爻。

古人占卜吉凶，就是依据《周易》这些符号，每爻每卦都有一定的含义，占卜的人便可说三道四。例如上面提到的屯卦，下面部分象征雷，上面部分象征水。雷属阳，水属阴，两者重在一起表示阴阳相迫，雷雨并作，是艰难险阻的凶兆。

《周易》若全是符号，一般人是看不懂的，后来有人出来用文字对每卦每爻作解释，便有了卦辞和爻辞，即为经文部分。即使这样，由于卦辞爻辞过于简古，还是不容易看懂，不易于传播。于是又有人出来为卦爻辞作解释，产生了《传文》。《传文》共分为十个部分，被统称作《十翼》。“卦辞”、“爻辞”、“传文”的作者是谁，说不清楚，可能是出于众人之手。传统的说法是：伏羲画八卦，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十翼》，但这靠不住，姑且搁置勿论。

《周易》这本书就是由经文和传文两个部分构成的，前者被称为《易经》，后者被称为《易传》。

现在要问：《周易》是一本什么性质的书？从表面上看，它是供占卜用的书，预示吉凶祸福。实际上，它是一本专讲事物变化的哲学类读物。“易”者，变化也。客观世界复杂多变，本来是有规律可循的，人们按照规律去行事，就可以得到成功，至少可以趋福避祸，现代的人们已经可以做到这一点了。但是在古代由于科学不发达，人们的认识能力有限，还掌握不了客观规律，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因此，一事当前，他们决定不了个人的行止，便去祈求神灵，希望从神灵那里得到启示。做这种可笑的事，便有了占卜术。剥去《周易》神秘的外壳，我们便不难发现，它是一部很有哲学道理的书，唯物的思想和辩证的观点处处可见，既有儒家的思想，又有道家和其他的思想，算得上一个思想宝库。

中国的历代学者文人都曾经从这个思想宝库里汲取了精神养料，他们专心致志地攻读《周易》，从这部奥妙的奇书中得到了一种读书的乐趣。有首小诗描写了这种情形：“小小瓦雀行书案，点点桃花入砚池。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

孔子读《周易》恐怕也是“不知春去几多时”的。他自己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孔子认为仔细领会《周易》上的道理，可以少犯错误，这是颇有见解的，深知哲学读物的功能。《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把系《周易》竹简的绳子多次弄断了，可见用功之勤。

孔子晚年，读《易》，研究《易》，讲授《易》，而且把《易》传给得意门生，再代代相传，使《易》这部经典流传千古。

最后，要讲到孔子编《春秋》。这是“六艺”中的历史教科书。《诗经》“诗三百”是文学，《尚书》是政治，《周易》是哲学，《仪礼》是道德，《乐经》是艺术，《春秋》是历史，这都是孔子要教给学生的，让学生能有较为广博的知识。可惜，这些教材缺乏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内容。

孔子为什么要修《春秋》？《孟子·滕文公下》有所解释：“《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

从这段话来分析，孔子作《春秋》时想借历史事件来发表自己的意见，展示自己的政治理想，明是非，正人心，对乱臣贼子进行“笔伐”。出于这种考虑，他使用的语言词汇很有考究，很有特点，对崇敬的历史人物“褒”，对鄙视的历史人物“贬”，而这褒贬是通过用词来实现的，做到了“一字见褒贬”，这就是后人称道的“春秋笔法”。例如，他讨厌楚国国君，叙述行文时不称“楚君”，而贬称“楚子”，一字之易，可见笔者的爱憎感情。

这种“春秋笔法”有爱有恨，当然要受到大家的欢迎，自然也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所以，孟子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

孔子作《春秋》当然还有另外的一番苦心。他一生的理想是要从政，以发挥才能治理乱世，然终未见用。

孔子想来想去还是修史以明志吧！通过写《春秋》，把自己的政治思想和主张寓于历史事件之中，待后世明主来效法；把历史的经验教训传授给学生，帮助他们好好去从政，去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这正是“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孔子著了《春秋》，万没想到2500多年之后，一位女教授为了他而著《〈论语〉心得》。

于丹教授说得好：“其实所谓心得，它不是在阐释《论语》的内涵，而是在拓展它的外延，也就是所谓见仁见智，就是从你的角度，在你的生命经验里，寓含了一种你最需要的东西。我是把我这种解读，解释为一种体验式的、感悟式的萌发。什么是体验？我的大学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所谓体验就是‘以身体之，以血验之’，那是一种非常深刻的浸润。我是以一种非常感性的方式进入《论语》，又以感性的方式，并且借助我熟悉的传播学的东西，把它给稀释成了当今的故事。所以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个角度。”

我最喜爱“仁”这个字。孔子解释“仁”很简单，只有两个字“爱人”。而“礼”是一种内心的恭敬，所谓“一以贯之”是一个简单朴素的真理，贯穿人的一生。就像学生曾经问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回答：“其恕乎！”说明简单的准则，往往是可以做一个字概括的。孔子不仅提出而且会以他和他学生的行为、身体力行。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以人为本。毛主席是一个受中国儒家思想浸染很深的人，他的女儿一个名字叫做李敏，一个叫做李讷，就是取自“君子敏于行，讷于言”。他给儿媳妇改名字为刘思齐，就取自“见贤思齐，见不肖则内自省”。所有在中国能够成功的领袖，一定都有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的弘扬，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受到中国人民的普遍爱戴，应当说孔子的思想在他的政治思想和军事思想中都是有所体现的。

第69章　孔子的身体力行志者多难

孔子有一段“周游列国”的经历。

那是发生在他56岁到69岁的14年期间。他从鲁国出发，大约到过7个诸侯国，足迹遍布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在数千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他四处奔波最终还是又回到了鲁国。他所去过的诸侯国多达7个，因此说是“周游列国”并非虚言；然而“周游”一词却有不妥，容易使人误认为孔子是到这些国家旅游观光，其实不然。孔子是在鲁国失意之后，被迫背井离乡到其他国家去寻找政治出路的。既然在鲁国不能当官，那就干脆“三十六计走为上”，他想的是或许到别的国家能遇到明君得到重用，换一个新的政治舞台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以“德教礼治”来治国平天下。这叫做“求仕行道”，“求仕”是手段，“行道”是目的。

在孔子那个时代，要实现政治理想，必须通过为官从政的道路。在孔子看来，当官并不是什么荣耀的事情，只不过是一个志者表现孔子行迹的石刻应该做的事罢了。

第70章　流亡列国好事多磨

孔子到列国之后，事与愿违，诸侯国并未让他做官，只是用厚禄把他养起来，表面上也尊重他，把他当作摆设，以示“尊贤”。对此，孔子深为不满，所以他经常变换居地东西游走。

期间，他遇到了许多坎坷和危险：生病、绝粮、被困、化装潜逃甚至差点被杀。他的所谓周游列国并非游山玩水，亦非逍遥，实在是“苦酒一杯”，自斟自饮。因此，“周游”一词大为不妥。他实在不是“周游”而是“流亡”，如果说他们一行是“流亡列国”应当是更加贴切。

孔子在离开鲁国之前，做了四年官，由“中都宰”（县令）做到了“大司寇”（司法部长），地位显赫，与三卿同列，属于上层贵族。他是个干实事的人，利用“大司寇”的职权，力图帮助鲁国国君加强公室，加强国君的势力；削弱私室（即收回已经旁落到大贵族手中的权力），振兴鲁国。孔子提出了“堕三都”之策，得到了鲁国国君的支持。然而三大贵族中却是有的拥护，有的反对。因为，表面上看，把封地上的都城摧毁，打击家臣，好像是为三大贵族着想，避免将封地落到家臣手中，可是实际上，“三都”一毁，三大贵族的势力也被削弱。所以，再开始堕都时，三大贵族都醒悟了，联手反对孔子的主张和做法。这样一来，孔子的“堕三都”之策遭遇抵抗，实际上只堕了一个，其他两个堕不下去而流于失败。自己的政策未能得以实施，并且得罪了上层的权贵，孔子在鲁国是没法继续呆下去了，唯一的出路就是离开鲁国。

要离开自己的祖国，孔子是不情愿，但又是无奈的。“大司寇”的官衔已经没有，终日所坐的是冷板凳，看的是冷面孔。按照规矩，鲁国“郊祭”之后的祭品（肉食）应当有孔子一份，然而却没有了。显然这是不把他当作大夫来看的信号，鲁国的上层统治者将孔子的心伤透了。

恰在此时，齐国实施了一个阻止孔子当政，避免鲁国强盛的阴谋，给鲁国送来了美女80人和骏马120匹。鲁国的贵族和国君不知是计欣然受领，从此朝风愈下，无人再理国政。看到这一切，孔子深感愤慨，一气之下，他率领自己的一群学生乘马车开始了“周游列国”。

在14年的流亡期间，孔子虽未达到“求仁行道”的政治目的，但他作为一个教育家和思想家，并未停止自己的传播工作。在遇到一些人和事的时候，他常以精辟的见解教育身边的学生，并成为后世学习的至理名言。这种面对面的人际传播是非常有益的。

富民教民名正言顺

当今的世界“人口爆炸”，许多国家都在为人口的增长失控而忧心忡忡。在孔子那个时代，因为战乱和灾害，人烟稀少，经常是百里无人烟，不闻鸡犬之声。在当时发展人口是好事，哪个国家都希望本国的人口增加。

孔子离开鲁国，来到卫国，这里是一片平原，土地肥沃，人口稠密，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孔子惊喜不已，赞叹道：“这里的人口真多呀！”

孔子的学生冉求听到孔子的赞叹后接过话来，问道：“人口多了，应当怎么办呢？”

“让他们在生活上富裕起来。”

“人民富裕了，又该怎么办呢？”

“再让他们受教育。”

从这简明的对话可以看出，孔子传播了一套“富民”和“教民”的思想，而且是“先富后教”，富与教并举，不可或缺。

封建统治者为满足自己的贪欲，对人民总是采取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暴敛政策，从来不想到“富民”的事，在他们头脑里，没有“富民”的思想。孔子虽然也曾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一员，但他对待人民的态度却与别的统治者有所不同，他关心人民的疾苦，同情人民的苦难，首先想到的是让老百姓富裕起来。先有百姓的富裕，而后才有统治者的富裕。“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两千多年前，孔子就传播富民的思想，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他的富民思想是正确的，有先见之明。可惜数千年来，封建统治者不去重视这一思想，只有到了20世纪富民思想才变成了中国当政者的富民政策，使中国人民从根本上改善了自己的生活。孔子的思想是超前的，时光逝去得越多，愈发显得正确。

第71章　富民教民名正言顺

孔子从自己的从政经验中体会到，治国要先富民，但只讲富民还不够，还必须教民，在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还要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富而不教，人的素质低下；教而不富，社会未必安定。又富又教，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完善自己，使得社会稳定。又富又教的办法是正确的，我们今天不是也要既抓物质文明又抓精神文明吗？无论东方或是西方，无论是什么制度的国家，都需要富民教民，这是治国安邦的大计。当然，由于时代不同，国家不同，富民的方法也就不同，富民的内容更是不同。孔子是想用礼、乐的那一套来教化人民，这是我们今天所不取的。

学生子路在卫国作了地方官，随便和孔子说起来，问道：“如果卫国国君请你来治理国家，你打算先做什么事情？”

孔子回答：“那就从正名开始吧。”

“你好迂腐啊！名有什么好正的？”

孔子认为“正名”是个严肃的问题，而子路却做了极不严肃的回答，因而受到孔子的责备：

“你好粗野啊！有修养的人对于不知的事应持保留态度，不可轻率作答。”

看来，子路是不懂得正名的重要性，所以，孔子就对他讲了一番道理：“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我们现在爱讲“名正言顺”，这话就是从孔子那里来的，说明他的正名思想为人们所接受，影响了数千年，这是他的传播功劳。从逻辑学的角度看，人们对一些事物的概念尚未搞清楚的时候，怎么能形成判断和推理呢？怎么能做出结论呢？

所以，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由于言不顺，认识上是混乱的，是非是混淆的，各人有各人的是非，各人有各人的行动，那么要形成共识和统一的行动都是不可能的，结果必然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没有一定的标准可遵循，老百姓就无所适从，这必然会造成社会生活、政治生活方面的混乱局面。

孔子“正名”是有针对性的，当时犯上作乱的现象太多了，子杀父，臣弑君。这本是复杂尖锐的利害矛盾所造成的，但孔子认为是当事者不遵守名分。

比如，你是臣，名分规定你比君低一等，对君要服从，要尽忠，怎么可以“弑君”呢？反之，你是君，名分规定你对臣要以礼相待，怎么可以作威作福呢？君要像个当君的，做你应该做的事，尽应尽的职责；臣要像臣，在道德行为上不要违背周礼。同样，父要像父，子要像子。这就是孔子讲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正名的积极意义在于：“名”和“实”要相一致，循名责实，名副其实，不要名实相乖，名不副实，徒有虚名。比如说，某人名为教授，实则能力水平一般，徒有其名而无其实，实乃名实相乖，这就需要正名。因为知识水平只够评为讲师，所以结果可能被“正”为讲师，如此则名实相符了。在今天，假的东西比比皆是，如四川“郎酒”全国有名，一度竟然出现60余种与真酒极为相似的“假郎酒”，一时之间成为街头笑话，被人们戏称为60条“假狼”。现在工商部门进行的“打假活动”实际上就是在搞“正名”，让商品的品牌与品质一致起来。如果不搞正名，则伪劣假冒就会充斥于社会，祸国殃民。

正名的消极作用是维护了封建等级制度，用过时的周礼作为“正名”的标准，套向一些新生事物，显然这是一种保守倾向，是不足取的。

第72章　积极入世尽职尽责

孔子一行流亡经过陈国的时候，因兵荒马乱，百里无人烟，竟然断粮。

饥饿在考验着这一群知识分子。有的人饿得站不起来，有的人在采摘野菜。孔子镇定自若，弦歌之声不绝。

子路忍耐不住，抱怨道：“君子也有穷困不堪的时候吗？”

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有人把“君子固穷”解释为“君子本来就穷”，似觉不妥。孔子的意思是说：君子在穷困的时候意志坚强，能挺得住，不改变行道的初衷；小人遇到穷困时则乱了方寸就要胡作非为了。

有些学生经不起饥饿困难的考验，缺乏意志力，孔子感觉到这是可怕的危机，若不能正确对待，会把做学问和行道的事业毁掉。有鉴于此，孔子才讲了这样的话，目的是要学生们获得一种意志力，乐观起来向困难作斗争。

学生们在老师的鼓舞下又笑逐颜开，讨论老师的行道主张为什么不能被国君采纳。有的说，这是因为老师的主张虽然正确，但标准高了，难以实现。孔子摇摇头，认为降低标准就是放弃主张，迎合世俗是要不得的。颜回的看法是：主张正确而不被采纳是当权者的耻辱，不为别人采纳而自己仍坚持下去，那才是君子的修养。

孔子听了极为高兴，对颜回开玩笑说：“你将来如果发财了，我替你去当管家！”

意志力是一种思想的力量，精神的力量，它可以使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勇于去克服艰难险阻，愈挫愈勇。“君子固穷”的意志力对于古今中外的有志者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

路过楚国的的时候，孔子一行遇到长沮、桀溺两位隐者。他们劝说子路：“多事之秋，天下之乱如洪水，何人能改变得了？你与其跟随孔子去躲避坏人，不如跟从我们一起避世。”

这里提出了“入世”和“出世”的问题。隐者看到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如洪水一般无法改变，故采取了“出世”的逃避态度。而孔子呢？他有一种使命感，要尽自己的责任，采取“入世”的态度，偏要去改变不合理的现状。

因此，当子路将隐者的话转告孔子之后，孔子感叹道：“我不能隐居山林与鸟兽为伍。我不同世人交往又同谁交往呢？如果国泰民安，天下无事，我又何必出来参与变革社会的事呢？”

儒家的哲学是“入世”哲学，道家的哲学是“出世”哲学，道家的信徒容易谈隐士，与鸟兽同群；儒家的信徒参与意识强，立志改造社会，常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肯定孔子的入世思想，以便增强现代人的参与意识，为社会的发展主动尽责任。

于丹在《〈论语〉心得》一书中对孔子的入世思想进行阐释，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我们不禁会想，为什么很多人不看《论语》却喜欢于丹的《〈论语〉心得》。我想原因大概如下：一、当前社会生活节奏日益加快，许多人因为工作和生活压力的影响很少有机会接触传统文学；二、传统的直接解读式语言生硬晦涩、方式严肃呆板，使人容易产生枯燥乏味之感，感觉那些历史人物和事件离我们太遥远，学习那些古典文集也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从而产生一种距离感。而于丹的《〈论语〉心得》告诉我们不管是历史人物还是事件都能给现代人以启迪，对现实生活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告诉人们积极地去对待自己的人生。

回顾于丹的《〈论语〉心得》中《天地人之道》序言：《论语》所记载的，是孔夫子从生活中演绎出来的为人处世的经验和他对弟子的教导……这部曾经被古人誉为治国之本的《论语》对现代人来说还有什么实际意义？于丹教授认为，这部曾经统治中国社会思想两千多年的儒家经典仍然能为现代人构建和谐社会，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提供一份温馨的劝导。接着又说到《论语》的真正道理就是告诉大家怎样才能过上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生活。

这样的序言使论语产生了一种很强的亲和力，从而拉近普通大众和《论语》的距离。这也符合我们新闻传播中所说的心理接近性，正是有了这种心理上的接近，才能使《论语》等传统文化对现代人产生吸引力，引导人们去“入世”，为社会的发展去尽职尽责。

第73章　孔子的“道”道不同，不相为谋

《论语·阳货篇》里有孔子这样的一句话：“乡愿，德之贼也！”

何谓“乡愿”？从字面上讲，是指一乡的人都称道的那种老实谨慎的人，其实是不分是非、不论曲直、息事宁人的“好好先生”、“和事佬”。孔子对“乡愿”是讨厌的，说他们是是道德的败坏者。

“乡愿”特点是什么？就是不肯分辩是非曲直，四处讨好，八面玲珑，说些甜言蜜语，巧舌如簧。因为怕引火烧身，对谁也不得罪，总是和颜悦色，而且显得客客气气，必恭必敬，颇有礼貌。即使他对你有意见，也装得没有意见，“匿怨而友其人”。

“道不同，不相为谋”，这是孔子的择友原则。不同道的人，没有多少共同语言，又何必凑在一起谋事呢？“乡愿”处处讨好；孔子疾恶如仇。他和他们之间很少有共同语言，是不可“为谋”的。因此，对于“乡愿”这种人，孔子是讨厌的。

孔子提到的左丘明是史书《国语》的作者。左丘明是个秉笔直书的史学家，孔子引为同道。左丘明讨厌的是“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的人，即“乡愿”，孔子也讨厌。

在是非面前，旗帜鲜明而又敢说敢为的人，孔子是赞扬的。

卫国有位大夫叫史鱼，一生正直，敢说敢为。临死的时候他还嘱咐自己的儿子不要“治丧正室”，以此来劝告卫灵公进用贤者蓬伯玉，斥退身边的权势小人弥子瑕。这件事，被人称为“尸谏”，其忠可表。孔子对史鱼十分称赞：“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

直如矢，这是史鱼的形象。在孔子的眼里，这个形象是高大的，值得敬仰。

与此相反，乡愿的形象是渺小的，他们只知讨好，不敢说，不敢为。

第74章　不做乡愿亮明自己的观点

孔子不希望自己的学生是“乡愿”，即使只有一点点乡愿味道也为他所不喜。颜回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对他的“安贫乐道”和“举一反三”很是满意，但是也有不满意的地方。孔子说：“因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颜回喜欢孔子讲过的每一句话，似乎是“句句照办”。孔子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讲过的话不一定句句都正确，句句都好，都值得别人喜欢，其中必然有欠妥的话。颜回是智慧过人的学生，难道他分辨不出来？孔子怀疑颜回是明知老师的话有不妥的地方也去喜欢，不敢指出来，这在孔子看来是“非助我者也”，而是“有害我者也”。错了的话不指出来，并加以喜欢和传播，岂不是有害吗？颜回为什么要全部喜欢孔子的言论而不指瑕呢？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对自己的老师迷信崇拜，带有盲目性；二是不肯得罪老师，有意见也不说。这后一种原因，便使颜回染上了一点“乡愿”的习气，对此孔子深感遗憾，故长叹一声：“回也非助我者也。”

孔子教育学生不要道听途说，人云亦云，当别人的传声筒和应声虫。他说：“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在他看来，道听途说是不道德的，是对道德的背弃。说话就要负责任，对他人负责，对社会负责，不负责任的乱说，势必会给他人和社会带来不幸。对于道听途说的东西，不可轻信，要调查思考，这就是“闻言欲审”。如果不审，那还不如不闻。

在反对道听途说的同时，孔子要自己的学生重视群众舆论，对于大家议论的事情和人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必须加以思考，问一个为什么。

《论语·卫灵公篇》记载了孔子这样的话：“众恶之，必察与；众好之，必察焉。”

这里强调的是一个“察”字，孔子的意思是：大家都讨厌的人和事，必须考察一下是什么原因；大家都喜欢的人和事，也必须考察一下是什么原因。若不考察，就会人云亦云，人家说好跟着说好，人家说不好跟着说不好。当别人说好的时候，应想一想是否有不好的地方；反之，当别人说不好的时候，应想一想是否有好的地方。用逆向思维的方法，从另一个角度观察，进行独立思考。

《论语·子路篇》有孔子和子贡这样的对话记载：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子贡提出两种人——全乡都喜欢的人和全乡都讨厌的人——来问孔子，要孔子回答这两种人怎么样。按照一般人的想法，孔子会肯定全乡都喜欢的那种人，否定全乡都讨厌的那种人。孔子的回答却不是这样，他认为绝对地肯定和否定都是不可以的。对群众的看法即社会舆论不可盲从，要作具体分析。全乡都喜欢的人，并不一定就是贤者，很可能是谁也不得罪的“好好先生”，“乡愿”是也。全乡都讨厌的人也不见得就是坏人，很可能是因为由于坚持原则而得罪了较多的人。

孔子认为，要判断人的好与不好，不可简单地听别人的议论，关键是要看是哪些人在说他好，哪些人在说他不好。如果是一乡的好人都说他好，一乡的坏人都说他不好，那么，这个人就真正是好人了。反之，一乡的坏人都喜欢他，一乡的好人都讨厌他，那么，他就并非善良之辈。在分辨人的善与不善的时候，孔子只是拿群众的舆论做参考，并不人云亦云。孔子反对乡愿的处世态度，他自己决不做乡愿，在大是大非面前，他的旗帜是鲜明的，明确表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

孔子是主张“富民”的，反对猛于虎的苛政，这是他早就亮出来的仁政旗帜。他教育自己的学生也要用“仁政”去安抚百姓。可是他的学生冉求在当了季氏家里的总管以后，帮助季氏推行新的税法，加重对百姓的剥削，使“季氏富于周公”。孔子对冉求很生气，认为他是在为季氏火中取栗，号召自己的所有学生联合起来斥责冉求的大逆不道。他说：冉求不是我的学生，齐国大夫陈成子杀了自己的国君齐简公，这是弑君篡位的大是大非，孔子自然不会沉默。他郑重其事，“沐浴而朝”，其要求鲁哀公出兵讨伐陈成子这个大逆不道的乱臣。鲁国是小国，当然不敢轻易出兵去干涉齐国的内政，但是孔子的鲜明立场和是非观点表现得清清楚楚。他站在一边讲话，不肯两面讨好，他的身上没有“乡愿”的影子。

不做乡愿，是孔子的特点和人格表现，也是传播的基本素质，很值得钦佩和学习。

传播者是时代的喉舌，人民的代言人，他和时代一同前进，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爱人民所爱，恨人民所恨。即传播者广大受众视传播者为真理的化身，相信他们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直言，敢于为民请命，敢于讲公道话，敢于扶持弱者，敢于同恶势力作斗争。在世界范围内，过去已有不少的传播者正是这样做的，把自己的爱和恨通过自己的笔传播出去，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在四十年代，日本侵略者进攻中国的时候，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了中国。那时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解放区很不了解，总是听到一些敌对势力的攻击言论，说解放区杀人放火。他不信，自己去解放区，长途跋涉到了延安。在那里，他并没有看见杀人放火，映入眼帘的是解放区各种生动景象：军民一致，官兵一致，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雄才大略和对革命事业的必胜信念。看见这些，斯诺的心被打动了，挥笔写了《西行漫记》这本书，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边区政府，用事实驳倒了昔日流传的谣言，让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西方人大开眼界。斯诺的传播之功将永远载入传播史册。中国人民为了纪念他，已在北京大学的未名糊畔的斯诺墓前树立了纪念碑。

斯诺的可敬在于他走了别人没走的路，他去了别人未去过的地方，他接触了别人不曾接触过的红军战士，他讲了别人没有讲过的公道话。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中国人民的爱，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同情。他恨那些无端攻击苏区的敌对势力和错误舆论，并用自己的笔去回击、纠正。对他也是有爱有恨，所爱者自然拥护他，所恨者自然反对他，这是不可避免的，也可说是必然的事。有人拥护，又有人反对，这并不意味着传播者的悲哀，恰好是传播者的光荣，他没有骑墙，没有讨好，同“乡愿”划清了界限。

自“五四”以来，尤其是在建国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中国人和自己文化的根越来越疏离，道德信念越来越淡薄，甚至出现信仰缺失的可悲局面。改革开放之后，传统文化的名誉渐渐得到恢复，除个别之外，大多数人感到了接续传统文化命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有人开始研究和张扬传统文化的初步尝试，这是势所必至，理所必然的。

在这种情势之下，于丹教授的读《论语》心得出现了，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在社会上产生轰动效应，誉、毁、爱、恨一一说长道短，各色评论充满各类媒体，一时形成十分可观的热闹场面，人们称之为“于丹现象”。

如何看待“于丹现象”？这是每个中国知识分了都该关心和思考的问题。我与于丹多次交流过，看到于丹的宽宏大度，首先感到欣慰；其次看到有这么多的人在关心祖国的文化问题和文化命运，仿佛在晦暗不明的氛围中突然看到了亮光，觉得有希望了；至于看法不同，见仁见智，不同意见对立，本属自然，不足为怪。

第75章　过勿惮改正确对待错误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即使是圣贤，错误也难免，只是错误的性质、多寡、严重程度不同罢了。

活在世上的人都有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说自己是完人，不承认自己有缺点错误，这是欺人之谈。神化伟人和圣人，说他们完美无缺，别人若指出他们的缺点过失，便目为攻击，以为是居心叵测，这是一种愚蠢，带有迷信的色彩。孔子可以说是千古圣人了吧？他有没有缺点？有没有错误？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圣人贤人也有他的历史局限性。

例如，轻视妇女：“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就是他的缺点。孔子把妇女视为“养”的对象，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在社会和家庭中不是平等的关系，而是“养”与“被养”的关系。养者“尊”，被养者“贱”，而且被养者要依附于养者。基于这种错误的认识，孔子就不赞同女子和男人一起参与社会活动。你看，他门下弟子三千，却不曾有一个女弟子；他提倡君子人格，但君子的行列里没有女士；他不愿“与鸟兽同群”，主张积极从政，可是从政者是青一色的男子汉，女将们到哪里去了。

随便举例，我们就可以说明圣人在思想上或言语行动方面都会、表现出缺点错误。圣人尚是如此，何况不是圣人的凡夫俗子呢？

传播者是很容易出错的。为什么？因为传播者的经常任务是了解真实和反馈真实。在了解和反映真实情况的过程中，要求自己的主观认识与客观情况完全一致，以形成正确的传播。万一不一致，了解片面，反映不真实不深刻，那么就不能形成正确的传播，或者失实，或者不能自圆其说，这是读者所不能原谅的，也是传播本身所忌讳的。然而，对每个传播者来说，几乎都犯过这样不愿犯的错误，当自己发现传播失实或观点有错的时候，内心十分痛苦。有啥法，已经传播出去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传播者的工作是严肃的，他手里出去的东西——交稿、书稿、图片、音像制品——千人翻，万人瞧，一旦有错，特别是政治性的错误，影响就很坏。

一位翻译把“八百里秦川”用英文译成“陕西距离四川八百里”，这固然是译者缺乏地理常识造成的错误，令人发笑，但那后果是难以设想的，因为这句话已印在对外的宣传品上面。译稿的人怕译错，写稿的人更是怕写错。当传播者在了解真实和反映真实的时候，他的心情往往是沉重的，精神负担较大，怕把情况弄错了，张冠李戴，又怕对了解到的情况认识错了即写出歪曲事实的报道。瞻前顾后，传播者的心情常常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传播者不能随心所欲，他的笔，他的舌头，他的镜头，他的传播物，要为社会负责，半点马虎不得，否则就会捅娄子。有的书被禁止出售，有的出版社被查封，有的报刊被整顿，有的新片不能上映，就是因为出了大娄子。

谁也不愿捅娄子，出错误，但又难免。怎么办呢？

学习孔子的办法，正确对待错误，“过则勿惮改”。

能正确对待错误的人往往是襟怀坦白、不注意个人得失的人。孔子正是这样。他说，君子“不忧不惧”，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叫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用陶铸的话来说，叫做“心底无私天地宽”。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私者往往心在他人，志在天下，识大体，顾大局，勇于和自己的错误决裂。承认了错误，改正了错误，对他们来说有什么不好呢？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过多的忧虑是没有出息的表现。

孔子说得好：“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性格鲁莽又不愿刻苦学习的子路，孔子多次批评过他，指出错误所在，说他“野”，“无所取材”，有勇无谋，但子路从不生气，也不辩解，因为他有一个可爱的大优点：闻过则喜。这说明子路是一个坦荡荡的人，正因为如此，孔子也特别喜欢这个学生，流亡列国时要他随行，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随我者，其由与！”孔子这样的感叹是把子路视为生死与共的知己。

子路闻过则喜的优点是从老师孔子那里学来的。

孔子不怕别人知道自己的错误，《论语·述而篇》有这样的记载：“丘有幸，苟有过，人必知之。”意思是说：我孔丘是何等地幸运啊，若有什么错误，别人必然会知道。

许多人怕别人知道自己的错误，遮遮掩掩，把错误“捂起来”，似乎“捂起来”比“敞开了”好。孔子却与此相反，他把别人知道了自己的错误视为“幸事”，一点也不觉得难乎为情。因为他是唯物主义者，知道错误是客观存在的，你不讲，别人也知道，掩盖是徒劳的。错误就象天上的日蚀和月蚀一样，生活在地上的人谁看不见？既然错误是掩盖不了的，那么，对待错误的态度就只有一条，必须改正，“过则勿惮改”。

《论语·卫灵篇》里有孔子劝人改过的格言：“过而不改，是调过矣！”只要改，错误就不存在了；如果不改，那才是永久存在的错误。“过勿惮改”，是君子的风度。君子用不着文过饰非，只有小人才文其过饰其非，不肯老老实实。“小人之过也必文”，这似乎是一条规律。

承认错误，改正错误，不是丢面子吗、损失威信吗？这是文过饰非者的心态。事实上，知过改过会提高威信。

因改过而受人敬仰，不是生活的辩证法吗？有的传播者写错了文章，主动撰文作自我批评；有的报纸错发了消息或错登了广告，主动发启事予以纠正，这样做会损失威信吗？不！结果恰恰相反，读者会原谅作者和编者，原谅之余，还会更依赖这样的作者和编者，认为他们是老实人，有君子之风，对读者很负责任，是传播者人品素质高的表现。

为读者负责，有错就改，是传播者的品德和应有的态度。但是，从传播者的愿望来说，最好是防患于未然，不出错或少出错，即孔子所谓的“寡过”。如何才能“寡过”呢？孔子的办法有两条：学习和内省。

追求真理，努力学习，不断完善自己，把观察事物、处理问题的思想方法搞正确，使自己想事做事不违背客观规律，达到“从心所欲”，而又“不逾矩”的境界。孔子对《周易》这部哲学著作很感兴趣，潜心研究，从中寻找正确的思想方法。

他说：“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是孔子“寡过”的经验之谈，通过学《周易》可以“寡过”，在大的问题上不会出偏差。

时代不同了，今天的传播者为了“寡过”倒用不着人人都去读《周易》，由于文字障碍，有的传播者也读不懂。但是，孔子指出学习可以“寡过”这一条经验未可弃之。不学《周易》可以看看别的哲学著作，东方的，西方的，马克思的，毛泽东的，都可以。思想方法的成熟意味着人的成熟，人的成熟意味着人的素质的飞跃和完善。孔子直到晚年才认识到了“中庸之道”的重要性，把“中庸之道”作为一种思想方法来加以宣传。他认识到处理问题必须找到协调矛盾双方的适合点，也就是掌握处理问题的分寸，“中”即“度”，适度就是中庸之道。可以这样说，孔子的中庸之道，是中国古代辩证方法的一种表现形式。

许多人把“中庸之道”误解为“折中主义”，这是不应该的，孔子若活着，他的心会哭泣！“中庸之道”的提出，意味着孔子思想方法的成熟，按此方法去想事做事，孔子一生也不会犯什么大的错误。可见思想方法的正确与否，对一个传播者来说，何其重要！孔子一生执着追求真理，其中包括寻找正确的思想方法。

今天的传播者在“寡过”的探索过程中，应效法孔子的精神，为提高自身的素质而努力地去“闻道”。

“寡过”的第二种办法是“内省”，即自我检查。孔子很聪明，“内省”的时候找一个参照物，把别人当作自己的镜子，从别人的身上去学习优点，向贤者看齐，即所谓“就有道而正焉”，“见贤思齐焉”。同时，还要从“不贤者”身上去看看有些什么缺点毛病，而这些缺点毛病是不是在自己的身上也存在。这就是所谓“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这里，孔子提倡了一种修身方法：以人为镜。把别人当作镜子，时时照照自己。肯于这样做的人必然寡过。

我们天天看电视新闻，许多有作为的人出现在屏幕上，他们是贤者，可以“思齐焉”；同时也出现一些反面教员：骗子、吸毒者、渎职者、罪犯等等；他们是不贤者，很可悲，千夫所指，可以“内自省也”。

“内省”是修身的必由之路，向善崇贤的传播者也要走这条路。曾经有些人反对“内省”，说那是脱离实践的“闭门修养”，是“越养越修”，即越是“闭门思过”越要犯错误。是非面前，矛盾的双方总是指斥人家的不是而不“内省”一下，这是惨痛的历史教训。

主动“内省”，是修养程度高的表现。孔子的学生就注意“内省”，其典型代表是曾子。

《论语·学而篇》里有曾子的内省格言：“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古汉语里的“三”不表实数，比较虚，有“多”的意思。明乎此，我们就知道曾子的意思是：我每天要反复地问自己，帮别人出谋划策是否尽心尽力了？同朋友往来是否令人感到真诚可信？老师传授给我们的知识是否理解和记住了。

曾子“内省”的这三个问题讲的是“尽忠守信”，“温故知新”，所“省”者，乃人际关系和知识两个方面。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要敢于奉献而尽忠，勇于克己而取信于人，这就是孔子一贯提倡的“尽忠守信”。在求知方面要不间断，“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

传播者与社会广泛接触，和单位与个人打交道，在复杂的人际交往中也有个守信的问题。时代和人民对传播者寄予厚望，所传播的内容要为时代和历史负责，这里也有个“尽忠”的问题。传播都尽忠守信，才能立足于社会，取信于民，生活在群体之中，成为受欢迎的人。

“德不孤，必有邻”，“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取信于民是传播者无形的财富。因为取信于民，人们会把许多信息和情况主动地告诉传播者，这为了解真实和反映真实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孔子就得到过这样好处，《论语·学而篇》有这方面的记载。陈亢问子贡：“孔老先生每到一个国家总能知道那个国家的政治情况，请问，那些情况是他打听来的，还是别人主动告诉他的？”子贡回答说：“孔老先生靠温和、善良、恭敬、朴实、谦逊的美德取信于人而得到的，他获得情况的方法与别人获得的方法不大相同”。今天的传播者若也能像孔子那样温、良、恭、俭、让，取信于人，不是也可以获得许多意想不到的第一手材料吗？

改过，寡过，完善自己，敢信于人，传播者就会在生活的海洋里像鱼一样悠哉游哉，获得自由和乐趣。

第76章　说话到位语言的特殊哲学

语言是交流思想、沟通感情、传播信息的工具，说话、写文章离不开它，广播、电视、出版这一类的大众传播更是离不开它。今天在许多国家的大型传播单位都是用几种甚至几十种文字向全世界传播。语言对于传播来说，犹如阳光、空气和水对于人一样的重要。

传播者的任务是要把自己知道的信息、掌握的情况，想好了的观点准确无误地告诉广大受众。如何才能准确告诉呢？这不是凭传播者的热情和主观愿望，而是靠自身的语言修养，即驾驭语言的能力，其中包括用词准确。小学生写作文，往往你不知他在讲什么，意思含混不清，可能是这个意思，也可能是那意思，究其原因是词不达意。一个传播者，假如他驾驭语言能力不足，其传播效果肯定会大打折扣。

孔子在自己的传播实践中也注意到语言的准确性，《论语·卫灵公篇》中有记载，他说：“辞达而已矣！”这里强调的是一个“达”字，达就是准确达意。中国搞翻译的人提倡“信、达、雅”。这里讲的达，也就是准确达意。

古人强调达意，今人也强调达意，可见达意这件事并非人人都可以做到。搞写作的人常有自己的甘苦，“恒患言不称意”。自己立意时，想得很多，意思也很美，可是一落笔，又觉得未完全表达出来。想得到，写不出来，或者说写得不理想，这是许多人有过的经历。学写作的人，搞传播的人，都要经过“言不称意”的阶段。成熟的作家和传播者都是驾驭语言的能手，他们结束了“言不称意”的经历，从语言的必然王国走进了语言的自由王国，他的笔可以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语言运用的成熟标志着写作的成熟，一个传播者是否内行，是否有水平，看看他使用的语言熟练程度似乎就可一目了然。达意并非易事，我们看到有的传播者一辈子搞采访，写报道，可是到他退休那一天，文字语言还未过关，词不达意的情况依然可见，这是令人遗憾的事情。

如何做到“辞达”孔子没有讲。但无数传播者的经验告诉我们，传播者必须注意两点，一是平时在学习语言时，要研究词汇学，注意每个词的含义，对词意作正确理解。词意弄明白了，使用起来才不会混乱。二是自己不理解的词就不要用，不可赶时髦。有些时髦的词本来就用得不恰当，可能是你分辨不出来，也跟着用，凑热闹，别人错你也错。举例来说吧，“辉煌”这个词按词性来说，本来是形容词，不可当名词使用。

有一家大报发表过《再创辉煌》的社论，把辉煌当名词来用了，于是举国上下都“辉煌”起来，到处滥用，骤然间辉煌的词性似乎改变了，形容词变成了名词，因而也就时髦起来。殊不知这样的用法在语法上是错的，达意是不准确的，眼下还在这么用，也许过些时候发现错了就不这么用了。

再举一个例子，乱用形容词的最高级。“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句话里用了形容词的最高级，用得恰当，符合事实，除中国之外还有哪个国家的人口能超过13亿。“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这种句式“最……之一”，如今普通流行，然而，它却是错误的。“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全世界只有一个，而不能同时有几个。若不能确定这个国家就是中国，那么，这句达意准的话应改为：“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悠久的国家之一”。历史悠久的国家有好几个，中国只是其中的一个，既然是“之一”，就不要用“最”。

传播者的语言要求虽然是朴实的，但在准确达意的前提下，也要讲修辞，讲文采，展示语言的魅力。为什么要这样？孔子用精辟的语言作了回答：“言而无文，行之不远”。这里说的“文”，就是指修辞和文采。

孔子认为，语言是要有文采的，有了文采，语言才不干枯，有味道，别人才爱看爱听，辗转相传，传给更多的人，传到更远的地方，跨越时间和空间，传遍人间，流传千古。这样的传播效果好，达到了传播者预期的目的。反之，若不讲修辞，不讲文采，转来转去就是那么几个词，说来说去就那么几个句式，显不出变化，读起来和听起来都令人乏味，那么你所讲的和你所写的自然不会让人感到兴趣，也不可能流传，其传播效果当然好不了。

在《孔子家语·辩证篇》里，孔子说：“方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意思是说，语言可以表达志向，文采可以把语言修饰得很美，如果一个人不言语，谁知他的心志呢？这里也谈到了文采的重要性和作用。

从传播效果来看，必须“文以足言”。孔子还直接提到了对语言文字的“润色”问题。讲究“润色”，自然就是讲究修辞和文采。

他在《论语·宪法问篇》里说：“为命，裨谌草创之，世淑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这里叙述了在郑国制定一条外交辞令的经过，要过几位大夫的手。先由裨谌起草，然后世叔提意见和外交官子羽修改，最后由子产在语言文字上进行润色加工。外交辞令要润色，别的传播物同样要润色。一篇精采的演说词，一篇好的报道，由于语言有魅力，过了若干年后，读起来似能会人感动，有那些格言妙语，会给受众者留下深刻印象，甚至终生难忘。“语不惊人死不休”，这是诗人对语言至善至美的追求，由于有这种追求，历代诗人都留有许多千古绝唱，大家乐于去背诵，代代相传。传播者不一定都要成为诗人，但应学习诗人对语言刻意追求的那种精神，尽可能将自己要公诸于世的语言文字细细打磨，一篇之中要有自己的得意之笔，有那么几句精采的话，让读者听众过目成诵，听而不忘。“言而不文，行之不远”，这是一句格言，每个传播者在动嘴和动笔的时候，应想起它，指导自己去修辞造句。

对于传播者的语言，孔子在理论上发表了一些自己的见解，可谓千古不易之论。在使用语言的实践方面，孔子也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对待语言的态度是严肃的，据《论语·述而篇》记载，他在读《诗》、读《书》、相礼的时候，总是使用“雅语”。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用规范的语言，在语音方面用“雅音”，即标准音，不用方言；在词汇方面，用“雅词”，即规范性的词语，而不用方言、土语。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净化语言，让更多的人便于理解。我们今天搞传播，也要注意语言的净化，让群众听得懂，看得明白。如果一篇报道里，用了许多方言、土语、或半生不熟的外来语，受众会感到头疼，甚至感到莫知所云。

有趣的是，孔子注意自己学生的不同特长，他发现，有的学生长于政治，有的长于文学，有的长辞令。于是，他把学生分为几个类型，因材施教，要他们各自发挥自己的长处。例如，他让宰予等人从语言方面加强自己的修养，使自己成为外交人才。果然，在孔子流亡期间，他在陈国待不下去了，想去楚国，但又不知楚国是否欢迎，于是，他投石问路，派擅于辞令的宰予先去楚国接洽，安排停当以后孔子一行随后赶到。

从有限的文字记载来看，也可以说孔子是一位语言大师，他使用的语言有特色，有味道，千古流传。在现代汉语有些里通用的词语就是从孔子那里继承下来的，连不识字的乡下老人有的也会讲几句孔子的话，虽然他不一定知道那是孔子的话。孔子的语言有以下四个特色：

其一，准确精炼，格言甚多。什么是“恕道”？孔子只用了八个字来概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表达的意思明白，准确，不给人含混的感觉，可谓“辞达”。不仅准确，而且精炼，没有长篇大论只一句话。这样准确、精炼而又内涵丰富的语言谁都喜欢，很容易把它当作格言记在脑子里了。同样，孔子在解释什么是“仁”的时候，也作了格言式的回答：“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其二，有感情色彩。孔子虽为圣人，但并不成天板着面孔。他也和普通人一样，该喝酒的时候喝酒，该唱歌的时候唱歌，他思想活跃，感情丰富，有时也和学生开玩笑。圣人也是人，同样也有喜怒哀乐，也是要通过语言流露出来。到了晚年，他似乎觉得自己的政治热情减退，不再天天都想到周公那一套治国平天下政治理想，对他说来这是不好的现象，因而对自己不满意，感叹道：“甚矣，吾衰矣！不复梦是周公久矣！”这里接连用了三个感叹词“矣”，感情色彩十分强烈。

孔子在早年的时候，对前途怀有信心，以为自己会有大用，心情尚好，说话平静，讲话不怎么带感情色彩。例如：“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这是心平气和地在讲话。可是到了晚年，孔子觉得一生失意，当权者不重用他也不理解他，这时的心情就不平静了，讲出的话就有了感情色彩。谁也不理解我，没有知音，知道我的只有老天爷吧！他过去说：“不患人之不己知”；现在却否定了过去的说法：“莫知我夫！”这岂不是前后矛盾？从表面上看，是矛盾的；若深一层看，孔子“早岁哪知世事艰”，那时未吃苦头就说那样的话，现在碰过壁了就说这样的话，这是时代给孔子带来的悲剧。他语言的感情色彩恰好是对这种悲剧的反映。

其三，哲理性。孔子是哲人，思想深，讲出来的话是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有丰富的内涵，具有哲理性，咀嚼起来有味道。

“后生可畏，最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这句话有哲理，给人以启迪，使人忽然一下放开了眼界，看到了未来，想到了今天和明天，还想到了年轻人（后生）的现在和将来。人在变，相信将来胜于现在，“来者”强于今天的人。孔子的这句话含有进化论的思想，在表达这种思想时，语言显露出哲理性。“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就是孔子讲学与思的关系，讲得很辩证。孔子未学过辩证法，但有辩证的思想，把这种思想表现在语言里，便有了哲理。

语言的哲理性不是作者故作深奥，像某些谜语式的朦胧诗那样把语言搞得晦涩难懂。故弄玄虚的语言其实并无什么哲理。传播者的语言能否有哲理，首先要问这位传播者懂得多少哲学上的道理。如果对哲学是门外汉，那么，哲理也就无从谈起。搞传播很需要哲理性的语言去说服启发人，有些话讲得太明白了不好，最好是提出问题，让受众去思考，给他们留下余地，自己判断，自己下结论，自己决定取向。向受众提出的问题要意味深长，这就有赖于语言的哲理性。

其四，形象性。孔子爱用比喻，把自己要表达的意思隐藏在比喻之中。《论语·子罕篇》里有这样一句话：“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意思是说，天冷了，才知道松柏不容易凋零。孔子在赞扬经得起恶劣环境考验的志者，“岁寒”喻恶劣环境，“松柏”喻志者。

孔子这里讲的是一种自然现象，没有提到人，然而弦外音却赞扬的是人。这种比喻使语言变得生动形象，具体感人，由“岁寒”想到环境，从松柏想到志者。语言没有生动形象的比喻，就容易形成干巴巴的说教，影响传播效果。孔子的这句话讲得生动形象，广为流传，这就是“言而有文，行之千里”，而且“行之千年”。抽象的道理往往不容易被人记住，也不容易引起人们的重视，而且也欠说服力。但是抽象的道理是反映事物本质的东西，又必须讲。如何才能讲好呢？是转来转去地讲道理么？不！孔子的办法就是给你打个比喻，讲出一个形象的东西，把抽象的道理寓于形象之中，让你在对那有趣形象发生兴趣的时候，抽象的道理已钻进你的脑海了。这就是形象达意、形象说理的好处。

如果我们抽象地讲：不要拒谏，不要怕批评，听听逆耳之言有好处。这话有无道理？有。但是，讲得抽象，听者觉得是在说教，不会引起重视。抽象地说理往往不成功，必须伴以形象，有形有理，其传播效果就大不相同。同样是讲纳谏有好处的道理，孔子的讲法就不同。

他在《孔子家语·六行》里说：“良药苦口而利于病，忠言逆耳则利于行。”

孔子把“忠言逆耳”喻为“良药苦口”，这就容易引起人们的深思；为了治病，良药虽然苦口，必须吃下去。为了不走错路，忠言尽管逆耳，那也必须听。孔子讲得如此深刻，如此形象，现代的中国人几乎都知道这句话，但许多人却不知是几千年以前的孔子讲的。可见孔子的传播语言有多大的威力和潜移默化的作用！

《论语·为政篇》有这样的形象比喻：“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孔子以“北辰”（北极星）喻国君，以“众星”喻老百姓，意思是说，国君如果实行仁政德治，老百姓会高兴的，他们会像众星围着北极星那样拥护国君。这里把君民关系讲得很生动，很形象。如果不用“北辰”、“众星”这样的比喻，只是抽象地讲君民关系的重要性，恐怕谁也没有兴趣听下去。可是，经孔子的嘴一说，形象出来了，谁还不听呢？

“罕言利”的孔子并不否定自己有追求富贵的欲望，他所反对的是那种不择手段地去获取富贵。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应当临财廉，取之以义。

因此，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就是孔子的心灵独白，也是一生不慕富贵的自我写照，从字里行间，我们仿佛看见了孔子说话时的神态。

他的这句话，讲得深刻、形象、在理，成了中国历代清白之士修身的格言。这句话如果不是借助“浮云”的形象来达意，还有意趣吗？还能流传吗？

人生一世，花生一秋，若不愿对酒当歌，醉生梦死，那就应该做些有益的事：立功、立德、立言。对于传播者来说，把最有价值的东西化为精神产品传播出去，谓之“立功”；站在公正的立场，维护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谓之“立德”；笔下妙语连珠，像孔子那样讲几句深藏哲理而又形象精炼的格言留传后世，谓之“立言”。只要通过努力，传播者都可以立功、立德、立言；时代和人民也需要传播者立功、立德、立言。

传播诸君，有意乎？

孔老夫子可能永远不会想到，在2500年后，他与一个小女子有了不解之缘。就是这个小女子，开口成章，闭口成理，将经典巨著《论语》演绎成普世的心灵鸡汤。

她的《〈论语〉心得》以“白话诠释经典，以经典诠释智慧，以智慧诠释人生，以人生诠释人性，以人性安顿人心”。这个小女子就是——由幕后的策划到走上《百家讲坛》的公众人物，由美女教授到明星专家的于丹。于丹这个名字已经远远超越了“超女”和“易中天”的知名度。

几乎一夜之间，于丹“红”遍中国。然而，她的头脑并不发热。于丹坦承自己的心态：“面对媒介的这种宣传，我喜忧参半，喜的是传统文化的价值通过媒介传播方式被大家接受了，认可了。忧的是热得太快，火得太猛，这里面肯定有浮躁，有喧嚣，有泡沫。”

“双重身份”的于丹也在反思：“作为一个传媒研究者，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媒体究竟在放大什么，有的时候，它放大的是一种喧嚣和躁动，我倒更希望今天的媒体是以一种理性精神去构筑社会的公正和理性。我觉得我的身份是双重的，一方面我是一个传统文化的普及者，另一方面我的本职是一个传媒的研究者。当自己也成为一个现象的时候，我就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文化传播者去传播知识了。我也在反省媒介的职能，在这个方面，我会继续去做我的研究和努力。”

第77章　荒井与于丹、孔健广播对谈孔子是东方的太阳《论语》是亚洲的“圣经”

荒井：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荒井广幸。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是论语的第一篇的名句。《论语》是中国伟大的圣人孔子与弟子们的对话集。今天孔子是东方的太阳，《论语》成为我们日本人人生最佳的汉方药。不过，在我主持《周末论语》播放的两年中，许多听众来信提问，其中提问最多的是：“孔子今天在中国还有影响吗？”“福岛会津市有孔子庙，每年举办孔子祭，那么中国呢？”“中国的中小学生在读《论语》吗？”总之，大家都在关心孔子，关注中国，喜谈《论语》。

一直与我主持《周末论语》节目，长年在日推广孔子文化的孔子直系第75代当主孔健先生，去年5月11日在东京的饭店为我引见了一位目前在中国最著名的《论语》演讲大师、国学美女教授于丹女士，我一见面与她握手时就不由自主地说出了“欢迎您，中国当代的女孔子！”

一年过去了，今天在孔健先生的邀请下，于丹教授终于又来访问日本，并且还做客我们福岛广播节目。下面我首先将于丹教授的简历介绍给大家：

于丹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生导师。2006年10月1日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解读《论语》一周，受到中国亿万观众的欢迎。其播讲内容由中华书局整理成册出版发行。未曾想，一炮打响竟销售了数百万册，再加上“盗版”就有1000万册，随后她又讲“庄子”，《〈庄子〉心得》又发行了二三百万册。所以，我称她为“女孔子”。下面先请客人于丹女士登场，并请孔子的子孙、第75代当主孔健先生，边参加节目边为于丹教授担当翻译。

于丹：日本听众好！我是于丹，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也是荒井议员的老朋友，去年，我们在东京相识。我们都是《论语》的爱好者，今天很高兴来到福岛广播做客，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孔健：大家好！我是大家所熟悉的，与荒井议员共同主持《周末论语》的孔健。今天来到这里，我联想到与荒井先生共著的那本书的题目《扶桑聚友感悟人生》。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今天请于丹教授第二次访问日本，让我想起去年成田机场分手时的那段情景。于丹教授分别时对我说：“孔先生，谢谢你的热情款待。我不知你为何如此真挚，用心做到周到无比。”我回答说：“我应该感谢你，于丹！是你把我的老祖宗请回来，让《论语》重新回到中国人民心中。穿过2500年的空间，我是代表孔子来安排这次感谢于丹之旅的。”所以今天在此，我再次感谢于丹教授找回《论语》并普及到今天的中日两国及世界。

荒井：于丹女士的《〈论语〉心得》日前在日本由讲谈社出版了。见书如见人，大家读一下就会像见到了于丹女士一样，亲切无比，感人至深。孔健先生，这本书是二月一日起在全日本发行吧？

孔健：是的，历时一年的精心推敲翻译，终于与日本读者见面，明天起在日本全国各书店同时开始销售。

荒井：我说过，于丹是日本人最好的中华思想和中国哲学的料理大师。她让我们走近了2500年前的孔子，并为我们日本人提供了最好的人生教科书。下面请于丹女士讲一下，《论语》对中日影响的共同之处，利用《〈论语〉心得》她想向日本人传达什么信息？

于丹：我想中国和日本都是东方民族，对于儒教都有共同的亲切感，共有做人行事的道德水平。我们对于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即使不读《论语》，也是感知在日常的生活中。但是进入到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受到了很强的文化冲击，包括西洋的发达，生活方式的改变，电视播放的各种广告，消费种类丰富，物质更齐全，选择多样化，但我们心灵不见得很快乐！因此，就要为抚慰心灵、充实人生，去寻找有价值的文化精神来补充、强化。

荒井：物质越多，越眼花缭乱；选择越多，越心中迷惘。人颓废了、健忘了，当今时代信息泛滥，鲜活又亲切的庸言庸行，任谁都能学到。所以，今天日本人再读于丹的《论语力》，倍感真切动人之处，就在于她用朴素的哲理、感人的故事、动听的心语把孔子请了出来，与我们相互交流，她不是填鸭式说教和强行教育，而是对话式、情景式的活学活用的现时生活剧。我很想知道于丹教授讲《论语》要达到什么目的？

于丹：我们现在虽然已经远离孔子时代那种纯朴简单的古代生活方式，但没有离开那样一种情怀。其实《论语》告诉我们去穿越春夏秋冬四季的时候，就像看到日本秋田的那皑皑白雪一样，有着一种生命的惊喜，有着一种天真，可以让我们投入，可以让我们更有精神、有力量。在我看来，《论语》完成的是一种唤醒。就是说在我们中日两国或东方人心里一直埋藏着一种文化基因，在我们血液中一直融动着的文化传统，能够用一种最简单的方式去把它唤醒、激活，这就是我今天解读《论语》的目的所在。

荒井：于丹讲《论语》是那样有滋有味、有血有肉，让人一听即服，一听即成为孔子思想的俘虏，或者说像儒家的信徒一样。中国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日本人讲“左手算盘，右手论语”。讲《论语》或是讲孔子的哲学、儒家的文化，把日中两国人民融合在一起。所以说，去年福田首相访华，首选访问地是孔子的故乡——山东曲阜。福田首相认为，要解决好、沟通好、完善好日中关系，其关键或称作钥匙的就是《论语》，日中两国永远和好的最大中介人就是孔子。日中是无法改变的一对近邻，我们同在一列新干线上，它的牵引力就是《论语力》。

于教授讲天地人、讲仁爱、讲和谐，其实就是告诉中日和世界人民，不能再有战争，要永远和平。所以，这次中国奥运会的五个口号，全部选自《论语》，即：

①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②礼之用，和为贵。

③德不孤，必有邻。

④四海之内皆兄弟。

⑤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想请问于教授，如果可以任选其中一句，你选哪一句呢？

于丹：北京奥运的五句口号，想必都是各位听众所熟悉的《论语》名句。刚才荒井议员讲的中日关系正是我们在血液中有这样一种缘源，所以有时我们因为《论语》而比其他国家更近一层。

在秋田我认识了许多新朋友，为我穿针引线的是佐佐木正光先生。他对我热情友好，那种方式类似古老乡村的相识相交，让我非常感动。有一天闲聊时，孔健老师说：秋田的柿子好吃。我说，我最喜欢柿子饼。佐佐木先生得知后，马上让他夫人从家中赶赴机场，送来了许多自家亲自晾晒好的柿饼。

荒井：这场面着实让人感动。

于丹：是的，这样的朋友没法用金钱去衡量。这不是现代人的，也不是国际化的，但却是一种最恒久、最真诚的，这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中讲的最重要的一个字是“仁”，即二人成人。我们中日两国人，不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一颗心，就可以结成非常美好的仁爱关系。我想《论语》已经2000多年了，可能它是世界上唯一一本最长久的畅销书，世界还在发展变化，但《论语》一直随着时代发展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应用。所以我们今天应该以仁为本，以爱为纲，让每个人都感到生活在今天，是和谐的温暖，仁爱的火热，让四海之内皆兄弟。

荒井：节目录完之后，我带领于丹教授前去拜会了福田首相。于丹教授送上她的中日文版《〈论语〉心得》和她的书法作品——“礼之用，和为贵”；孔健先生送上了他的中英日译的《论语》和他的书法作品——“道”。看到一个“道”字，福田首相感慨道：“道不远人”，在日本也会和中国一样兴起《论语》热的。首相很真诚，平易近人地与我们畅谈了三十多分钟。在处理国家政务的百忙之中，身为首相出面接见来自邻国的女教授，可见他对《论语》、对孔子的感情。

还是用他的题词作结束语吧：“和为贵”日中携手共同双赢；“温故创新”让两国发展得更强更好！

第78章　里村先生访谈于丹在中国为什么《论语》这么火？

里村：于教授你是如何理解中国现在兴起的“儒学热”的？为什么单单是你讲完心得，能让《论语》这样火呢？

于丹：你问我《论语》为什么这样火？同样，也有人问过我怎样看待“于丹热”。我同样以一种谦逊的态度来对待，讲《论语》本来就是我率性为之的东西，就是我本着快乐和真诚所做的事情。它在客观上可能造成了另外一种效果，但是没必要说一开始非要刻意如何的。我只能说：这是历史的必然，时代的抉择，是由本世纪初的特殊外在机缘和内在机缘的巧妙碰撞、结合而成。

从外在来讲，自中国改革开放全面转型之后，经济大发展了，各式各样的文化都进来了。物质文明迅速发达起来，人们突然处于一个可以进行多元选择的环境之中，不免会产生很多迷惘和困惑。

就是说，文化多元，困惑也多元，所以人人都有需要，每人心中都需要一个“孔子”。

从内在来讲，我们的文化判断的价值多元化，使得大家想要找到一种选择标准。而这种选择标准是我们血液中共同的文化基因，这种文化基因又是每个人无法拒绝的。正是这种中国人或者东方民族一个内在的心理依据，所以才需要从头寻找自己的经典，让我们面对整个世界，去找到固定的一个支点，我们的人生才有价值。生命要有定力，我们需要坐标，让我们知道自己是谁。

说到我在电视上讲解《论语》，因为在《百家讲坛》上恰恰是由我出来讲，我想，如果不是我而是别人来讲，也会是如此（效果），《论语》也会热起来、火起来。因为大家这种对国学的热情和向往已经积淀了若干年，犹如蓄积已久的火山，一触即发。

里村：虽然是这么说，可毕竟是你通过电视台把《论语》说活了，点燃了这座火山。就是我们日本人读起来也倍感朴素、亲切而且通俗易懂，说白了，可以让我们活学活用。虽然日本研究《论语》的书多得很，但是像你这样地诠释、解读，的确很有说服力并且让人感到耳目一新。你是基于《论语》本身的魅力还是巧妙利用了大众传播的工具？

于丹：坦率地讲，兼而有之。“道不远人”，《论语》本身非常通俗易懂，而传播技巧就在于我把它跟今天的生活联系到一起，直指人心，我的解读方法为了给普通百姓一种信心。因为我本身虽然是教授，可并不是研究国学的教授，而是讲授传媒学的。大家看我的书会感觉到与以往专门解释《论语》的书有些不同，因为我不是从学术理论的角度去诠释，而是从其外部进行拓展，把一些经典理论化成生活小故事让大家能够自己去感知、感悟。

进一步说，解读《论语》就是还原经典的朴素意义，而不是站在儒学的角度去做静态展示。为什么我的书中文版名叫做“心得”？即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一己所得，千万人有千万人的所得，那么这种心得的延伸首先作用于人心。比如中日两国人民都喜爱《论语》，并且经常去学习、感悟它，这就会形成我们共同的心得。

里村：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和弟子们的对话集，经过于丹教授的解读，给现代的人们提供了一套非常好的人生教材。我们日本人都把孔子比作是至高无上的圣人，是万众敬仰的圣贤。那么，在于丹教授你的心中，孔子是什么样的？

于丹：我可能跟你们不一样。在我眼里，孔子不是一个我敬仰的圣贤，而是一个我喜爱的朴素并且温暖的长者，他为人特别厚道，对人不尖刻，一向以“恕”道对人，即宽恕包容，《论语》中描述过这样的情景。孔子不爱说话，有一次他上课时感叹：“予欲无言”，即我不想说话了。学生问：老师你不说话，“小子何述焉？”即我们转述什么呢？孔子淡淡地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焉？”孔子就是这样，身体力行胜过言传。

孔子是一个有道德心的人，他身上永远有一种温暖的光彩，所以他才能穿透千年的尘埃，总是能给予我们以心灵的抚慰和温暖，他是一个最朴素道理的昭示者。

里村：前不久，日本一家新闻报道说：中国开始复古，于丹讲经要复兴古代文化……你是如何看待这条报道的呢？

于丹：我从来不认为古代文化会消亡。应该说，古代文化见之浩繁，也有诸多层次，不是说所有的文化研究都能收到复兴这个概念的，我们只能让大家对国学——这种中国人血脉的源头，能够心存牵绊，能够在21世纪我们越来越趋向国际化的时候，找到中国人朴素的人生坐标，找到心中的一种生活原则。

里村：中国现在提出的“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源自孔子的“礼之用，和为贵”，“仁”、“义”、“礼”、“信”思想，也是中国现代领导人重视儒教的表现，那么，你如何理解《论语》经典的现代意义？

于丹：有一些真正的经典，它不会随着时间改变而改变。因为它许多东西是关乎人情的，比如说《论语》，它的核心就是仁爱，而且讲的是和谐，即将心比心。其实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都会遭遇到各种困境和问题，如果今天在《论语》中找到一种朴素的化解方式，就可以让大家生活得更自信，提升每个人的幸福感。所以，中国的经典是以一些非常简单朴素的句子，在诉说着一些恒久的、隽永的道理，指导我们今天人生的去向。我想，认知心灵，从古圣先贤那里找到一点简单道理，以生活为依据，这就是今天重读经典的意义和价值。

里村：正是《论语》的能量与于丹心得的能量集合，才产生了中国今天这种“儒学核反应”的聚变，并且影响到日本。有人说，于丹给日本人送来了一剂“汉方汤药”。于丹之所以大受欢迎是因为当今人们的心灵缺乏某种抚慰，精神上存在着某种饥渴。有人说你是最受日本人欢迎的“名中医”，可以治好日本人的“心病”和“现代病”。

于丹：你过奖了。我想这不是我本身有多大能量，是《论语》本身有如此大的价值。我曾说过：《论语》的温度是不烫手也不冷漠，略高于体温，千古恒定。我喜欢的生命的质感永远是温暖的而不是火热的，因为骤热就意味着骤冷。我们已经经不起这种大冷大热的非理性的热狂。

说到影响，我要感谢中国中央电视台，正因为我在电视的平台上去讲《论语》，而电视又是大众文化，是面向大众进行传播的，所有的普通百姓都可用一种最通俗的方式去接受它，所以这种经典的元素就被激活了。文化给我们的就是这种力量，这也是国学在当下兴起的重要理由。

里村：把中国文化资源挖掘出来，把孔老夫子请出来，使古老经典与现代人文精神巧妙结合，这正是你的成功之处，所以说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你在电视上讲《论语》的时候，不仅讲得生动，还经常配有一些非常有趣的动画片，那是于丹教授你的创意吗？

于丹：这就是电视的一种特权。你想电视为什么要称“电视”而不叫“电听”呢？它的特点就是形象非常丰富。老百姓坐在家中，他就看这样一个小盒子（电视），如果给他讲的都是些古典大道理而没有鲜活的视觉形象，他们是不容易被吸引，并且很快就会转移视线而变换频道的。《百家讲坛》栏目利用电视平台，请学者与老百姓以聊天的形式完成传播，并且讲演中配有生动的卡通，就活起来了。即把经典的东西给稀释了，加上传播的策略，用普通人所能够接受的方式让更多的人来接受。

里村：日本近代有位叫“涩泽荣一”的经济学者，他为了让日本国民能理解《论语》促进日本的发展，写了一本《论语加算盘》的书，认为人们要道德与经济结合，即一手抓《论语》，一手抓算盘，这本书至今还影响着日本国民。今天的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在人的精神、道德建设方面，是不是可以说《论语》是唯一的推进力呢？

于丹：《论语》是一种文化基因和生活方式。我觉得所有的古典与您所讲的人的精神、道德建设方面都不是简单的功利关系，都不会直接推动（经济发展）。而是说，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会借助人文的力量，就是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也就是说，经济发达到一定时候，就不是以一种财富数字来表达，而是以人的幸福指数来表达。这时人文数字显得特别重要。所以，所有外在物质的发达最终是为了让人内心有安宁感、幸福感。这时，经典就显示出其重要作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可能随时从心中被启动、被唤醒。

里村：中国春秋时代，诸侯林立，乱世兴亡，社会变化很快，那个时代需要孔子那样四处游说倡导理想主义的布道者，那个时代与今天是否存在有相同相似之处呢？

于丹：我想，这完全不同。我不想做这种简单的比照，因为现在与那时已经相隔两千多年了。那时的社会制度是一种诸侯国、诸侯割据的春秋时代；而现在不管日本还是中国都处在以法律为核心的一种现代生活保障时代。

今天大家所说的地球村，就是全球一体化，就是我们这种文明的参照系数大大增多了。我一直认为《论语》也罢，还有现代文明、西方文明，它会是我们的一种文化力量，但不是唯一性的。我并不因为我讲《论语》而过分夸大中国儒家思想的力量。因为我们今天不应夸大任何一种文明的力量，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就足以拯救当代整个世界，只有多元文化的共生并长才是健康的。所以，我讲了儒家，还会讲道家，讲完《论语》还讲《庄子》，讲完儒、释、道之后，我还会讲戏曲。中国有戏曲，日本也有，都有很发达的戏剧传统。所有的文化艺术加在一起就是一种文明的力量，在我个人的价值观中，我从来就是反对一元化的。就传统文化的远景来讲，我希望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不希望只是儒家文化的简单回归，不希望把东方文化看作是我们唯一的根本或是源泉。

里村：不过，日本有人讲，于丹很像2500年前的孔子，现在为中国人设讲坛，讲经布道，引导《论语》走向流行并为大家在精神上找到了一种平衡。

于丹：我很喜欢你讲的“平衡”这个词。

里村：于丹教授，你说学《论语》是正面登山，可以知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而学《庄子》是从后山上攀登，中途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可以看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

于丹：我说的登山，这是我打的一个比方。《论语》就是登泰山的前山，一路拾级而上，道路两侧有很多碑刻铭文，多讲古圣先贤教诲令人肃穆；而后山却是自然风光，苍松翠柏郁郁葱葱，山花开时绚丽多彩，令人心旷神怡。所以，前山就是《论语》所提倡的那种君子的学习风范，要让人去学礼仪、学仁爱，就是儒家的践行之路，它教给我们如何行走，去接受思想的痛楚。而后山就像庄子所说的“独与天地精神共往共来”、“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所以它会在一种自然的秩序里面，完成人自我生命的一种建设，它是充实的。这就是道家给我们的一片天空，它教给我们实现自我后的超越，它教我们摆脱功利心的羁绊，达到心游万仞。

里村：你的这种“左手孔子、右手庄子”的平衡见解是从哪里来的？

于丹：这是从我读书过程中的一点一点感受得来的。因为我自己从小喜欢的东西非常庞杂，我什么都喜欢。我读儒家的东西，简单地说，完全读儒家的经典，我会觉得太沉重；也就是说个人固然很崇高，但是他投入到社会，就会过分投入而失去自我。一个人如果完全成为道家的话，他的生命很潇洒，但是他难以学会承担社会责任。一个人如果能够既为社会承担责任又不失去自我，那么在这两点的结合上，就可以有一种很美丽的艺术方式的欣赏，所以就会出现我写的那几本书。儒家教我们入世；道家教我们出世，《论语》是让人充当社会角色去承担重任；庄子是教人如何举重若轻而学会去潇洒、去飞扬；那么《昆曲》可说是两种结合点上一种艺术形式的审美。我是说，每个人既要在世界做事，又要穿行、拥有天空，我们从大地出发，让梦想飞向天际，我们的生命就不仅有崇高，而且还有欢乐；我们不仅能做社会道德下的磊落君子，更能做个人心灵下的快乐生命。

里村：我特别欣赏你那种对《唐诗》倒背如流的感觉，更佩服你出口成章让人心动的演讲能力，你是如何看待“读书”这个问题的？

于丹：在这个资讯异常丰富的时代，我们有很多书可读，我们也读了很多书，但真正说“读书”，我想其实有时候不在于读多少，而在于有哪些是真正以生命的名义进入我们的血脉，成为我们的救赎。

里村：“于丹热”作为一种中国的社会现象，为世界所瞩目。但是我想问一下，现在你演讲的听众大多是哪个层次的人呢？

于丹：社会各个层次都有。我在中国城市做市民大讲堂，普通老百姓一来就是三四千人；还有到各个地方的省委、市委等机关去，来听讲的多是公务员等，这两样人都很多。

里村：中国经济正在大发展，需要一个社会的和谐和稳定的秩序，所以大家都认同《论语》，才会追着、跟着来听你演讲吗？

于丹：是的。年纪小的有四五岁的孩子，年纪大的有九十二岁的老人在听我的演讲，在读《〈论语〉心得》。就是说中国人都在思考，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下，怎样在一种最传统的方式和现代规则之间找到一种适应和平衡，也就是最朴素最广泛适应于中国人的道理。

举例来说，《论语》中有关于孔子和弟子们谈论理想的记载，弟子谈得都很远大，于是又来问孔子：“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的最终理想是什么？”孔子回答说：“让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先说“老者安之”。何谓“安”？我的理解是让我们的老人外在可以安身，内在可以安心。安其身，就是儿女孝顺、老有所养，（你）尽量让老人在一个比较好的环境下得享天年；安其心，则是儿女为人正直、善良、有出息、对社会有益，父母的脸上有光彩。做到内外皆安，则老人就安顿了。

什么是“朋友信之”？我们一生穿行世界，有过很多朋友，相伴于我们生活的每个阶段中。我们会给他们留下什么印象？人这一生会有尊贵的朋友，会有豪放的朋友，会有能力超群的朋友，会有热情洋溢的朋友，但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你还能回想起来的大概只有极少数的朋友。这些人很低调，他从来不喧嚣在你的面前，而是一直默默地站在你的身后；他从来不给你锦上添花，但只要你需要，他一定会为你雪中送炭；他对你的态度肯定不会滚烫火热，但却是温暖、恒久并会终生相随的。

再说“少者怀之”。人做了长辈，不知不觉就会有“多年媳妇熬成婆”的感觉，就开始板起面孔教育孩子，指责孩子说：你这样走是人生歪路等等。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生是没有歪路可言的，如果不走过这几步，怎么能到达现在呢？人走的每一步都是有意义的。

我们看过一些想象非常高大的长辈，由于他们的成就、学识都高高在上，所以令晚辈的孩子们高山仰止，虽不能及却心向往之。这些人是经常被想起来的吗？其实不然。孩子们会由于过分敬畏而气馁，会感觉终生难以望其项背；那些真正令孩子们喜欢的人，是朴素磊落、和蔼可亲的长者。这样的长者会让孩子们和年轻人感到这个人真好，他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我明天或许做得比他还要好。

孔子就是这样一个圣人，他说得如此贴切而富有人生的深刻意义。看起来圣人的理想是多么普通啊！他所说的那些老人、朋友、孩子是我们每个人身边都有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问问自己：无论名片上的头衔有多少，无论在社会上是多么高贵的身份，你的老人、朋友、孩子都妥善对待了吗？我想，听到这样普通的道理，每个人都会有所心动、扪心自问的。

里村：今年中国的春节期间，你又将以一周的时间在中国的中央电视台为中国人讲《〈论语〉感悟》，通过讲《〈论语〉感悟》你又有何新的体会呢？

于丹：我这次讲《〈论语〉感悟》，其中一个主题就是专门讲“孝”，也就是孝敬之道。在讲台上，我曾经把台下的听众讲哭了，连我自己也哭了，最后哭得讲不下去了。

因为我说，我们大家总说孝敬是一种美德，是社会所提倡的，都在提倡儿女孝敬父母。但是父母对儿女的爱是一种本能，没有说社会提倡要父母爱自己的儿女，因为父母跟儿女他们血管里流的是一样的血。为什么父母爱儿女是那么自然的事情，而儿女爱父母却还需要提倡呢？在今天文明如此发达的社会里，我们是否让老人都能够有一份安宁，一种心灵的安宁而不仅仅是衣食无忧呢？

里村：你说得太对了！但是今天的日本在这个问题上已形成了一种悲惨的社会现象，日本经常出现一些儿女不孝敬父母、父母虐待孩子的事件。所以，我们应该多提倡对老人的孝敬才对！

于丹：今天我们要重新读经典，会获取很多很简单的道理。《论语》中有这样的话：“父母之年不可以不知，一则一喜，一则一惧。”就是说，作为子女不可不将父母的年纪记在心中，一则你应当感到高兴，因为他（她）们高寿，至今还健在；二则以为他（她）们年迈，你心中应当越来越为他们所担忧了。

今天我们总看到父母们欢天喜地给孩子举办生日Party，但是真诚地给父母祝寿的儿女又有多少人呢？我之所以讲这些经典，其实愿望很简单，就是为了能够在最普通的朴素行为层面上要有孝敬之心，儿女要多孝顺一点，让老人心安一点。

里村：胡锦涛主席提倡的“和谐社会”与你讲的《〈论语〉心得》有无共通点和切合点？

于丹：“和”这个概念本身是《论语》首先提出的，即“礼之用，和为贵”。《论语》也提倡“君子和而不同”，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他独立的主见，但是这个社会整体应该是“和谐”的。这就像日本叫大和民族一样，“和”的思想是东方民族共有的一种文化理念，不管今天哪一任政府去提倡，它毕竟是文化根性中固有的东西。

里村：所以说，讲“和谐社会”与孔子思想和《论语》是十分吻合的呀。

于丹：社会在向前发展，有一些文化理念中有用的东西在各个社会都会得以延伸。我讲《论语》中的“和”是着眼于经典本身，并不是着眼于当下，因为“和”在今天的社会中是有绵延价值的，“和”是人际交往、共生共存的原点。以“和”为贵，首先受益的是他自己的亲人，其次是朋友，再次则是周边所有的人，最终将一直延伸到人民和国家。其实，“和”这一体系由内向外，所以我们最应该回到自己内心，“和”其一生，祝福生命，每个人都应“和”其一生做最好的自己。

第79章　后记：于丹烹制美“酱汤”，香气四溢飘扶桑

2008年1月27日，于丹教授从北京飞到日本东京，走出机场，她便直接到了我国驻日使馆。下午4时许，结束与崔天凯大使的会见之后，应大使的要求，于丹教授径直走上使馆会议厅的讲台，开始了此次扶桑之旅的首次演讲。她因在国内讲解《论语》而出名，来到使馆仿佛是从久远年代走来，却又充满着现代的知性美；虽征尘未洗，却又依然是那么端庄素雅、笑容可掬，丝毫未见倦容，似乎比在中央电视台还要充满自信，越发显得充满着魅力。随着她那充满激情的演讲，使馆工作人员原本就已激动高涨的热情更加沸腾了。

为了听于丹教授的演讲，崔天凯大使甚至推迟了当晚的活动时间，坐在前排自始至终聚精会神聆听着于丹教授那富有哲理的演讲。他曾说过，使馆特别希望通过听到于丹教授的演讲，能够从《论语》中寻找到我外交人员在日本的工作姿态和心境。

于丹此次访日，是为《〈论语〉心得》日文版——《论语力》的首发式而来。正是这位《论语》的传播演讲大师，以其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针对21世纪人类面临的心灵困惑，运用女性特有的细腻情感，以现代人所易于接受的方式，解读了这部经典。有国内媒体称其作品是建立于经典之上、慰藉人们的“心灵鸡汤”，使得中国亿万读者如饥似渴争相“品”之。而今来到扶桑，为让经典传播再度深入异邦民众之心，必须送上符合当地口味的作品。日本——这是一个喜爱豆制品的国度，如果将《论语》比作“大豆”，那于丹教授的解读就是以大豆为原料而制成的日本人最爱的、可延年益寿的美味食品“大酱汤”。

人类数千年的文明进化，使人类除了具有生而有之的食欲之外，还有了精神方面的欲求。作为一代哲人，孔子不仅是日常生活中“食不厌精”的美食家，更深知必须有精神食粮满足人类的精神进补欲求。于是，一部孔子与弟子们的对谈录——《论语》就成为东方世界两千余年来的精神食品。这款美味不仅让中国人受益，也滋润了周边国家，诸如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的国民。

然而随着社会发展的加快，大量精神食粮被粗制滥造，所以在当今，现代人对于精神食粮，尤其是对于传统古典的辨读、消化功能产生了“退化”，并且像于丹教授这样能将古典精心“料理”再制成老少咸宜的“酱汤”食品的大师是不多见了。

今天，于丹教授来到我国驻日使馆再讲《论语》，恰如入乡随俗烹制“酱汤”，那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例，闭上眼睛可以想象出的情景，通过她那大众化、生活化的语言都为古典精华所熔融，古典精华的现代之美在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传到了每一位使馆工作人员的心中。

在会场听着于丹教授生动精彩的演讲，我感到即使原本没接触过《论语》的人也一定会为之倾倒，听完演讲后一定会觉得2500年前孔子在《论语》里所传达的信息，还是非常适用于现代社会的。我认为，她的演讲之所以能吸引这么多听众，除了她那精湛的演讲本身，还可从另一方面解读为当前中国人缺少精神食粮，在充满物质文明、金钱挂帅的躁动社会，缺少了一种支撑我们处世为人的内在力量。换言之，在信息爆炸泛滥的全球化洪流之中，人们的精神世界难以与社会变化同步，因而产生了一定的空虚。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通过于丹教授的演讲，孔子的智慧或多或少会给人们带来启迪和帮助，无形之中滋润了人们心灵的干涸部分。

当出口成章的于丹教授刚结束演讲，使馆工作人员便迫不及待地提出了各自的疑问，特别是使馆青年古典学习俱乐部的年轻人更是踊跃地发问。针对每一个提问，于丹都作了有独到见解的回答。从“小人”、“女子”、“中庸之道”等学术上的解释，一直提问到于丹本人对先贤的认识。为了能尽量回答每一个提问，于丹加快了语速，许多经典原文仿佛是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显示出她那扎实的古典文学修养功底，在场的听众无不叹服。于丹说，其实国内出现《论语》热，并非都是央视炒作的结果，而是中国人价值观的必然回归。“《论语》本来就不是高高在上，而是融进在百姓的思想和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出现中国人与《论语》断层，很多人不会辨读古典了，这是不正常的。经典不一定就是只讲大道理，我最大的希望就是让十几岁的青少年都能理解、喜欢《论语》，而且我相信，总有一天中国的中小学生会喜欢读《论语》，因为我们的根就在这里。”于丹还讲到，为什么日本人也喜欢读《论语》，因为我们运用相同的汉字，并且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早已经渗透到日本文化，给日本文化打上了烙印，使很多日本人成为了学习中国古典文化的“弟子”。不仅日本对孔子认同，其他如韩国、新加坡、越南等国也认同孔子，所以说孔子以及《论语》不仅属于中国，而且是整个东方思想的结晶。

有位工作人员谈到，因中国和日本有着历史恩怨和现代的合作机遇等问题，所以双方在工作中时常心存矛盾，一方面因两国之间曾有过不幸历史，心里总有疙瘩；另一方面，现在双方合作交往的机遇又确实很多，他们想：“《论语》中有没有这方面的内容能给我们提供答案？”

对于这位工作人员的困惑，于丹回答说，《论语》中记载着孔子对学生说过的八个字：“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就是说，不要做以德报怨的事，受到别人伤害还要用美好的东西回报，这是不应该的。作为人应当有原则，只要正直坦荡地面对即可。也可以用这八个字来判断应该如何对待中日两国关系，历史上两国之间有过刻骨铭心的记忆，但是不能因为有了今天的合作和经济利益上的往来而忘却历史，这是不允许也是不应该的，因为对待历史一定要忠诚；但是面对过去的伤痛，又不能冤冤相报，要用我们民族的正直、磊落、坦荡去面对，既要记住历史不能遗忘，又要面向未来让它能过得去，这就叫“以直抱怨”。另一方面，要看到现在的机遇，对于两国而言既有合作的未来，又有共同发展的前景，所以我们又不能因为过去的历史而影响了现在，该合作要合作，这就应当说是“以德报德”，也就是说当别人对你好的时候你要作出真诚的回报。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之间夜幕已经降临。结束了使馆举办的接风宴，走出使馆踏上日本国土，在一周的时间里，于丹教授北上南下，将她精心烹制的“大酱汤”馈赠给日本国民，受到了众多日本民众的好评，有了大批的“粉丝”并结下了友谊。

时光荏苒，转瞬之间到了分别的时候。送别之际，于丹教授特别激动地说道，这是她第二次访问日本了。去年她的作品《〈论语〉心得》不仅红遍国内，还引起日本社会的关注。2007年5月，她曾作为特邀嘉宾出席在日本京都举行的世界孔子学院论坛并演讲。此次，日文版《论语力》在日本出版，引起了强烈反响。于丹认为，此次来日本讲学并有幸能与福田首相面谈《论语》，得益于最近中日关系的不断改善：去年温家宝总理成功访问日本，福田首相到中国山东曲阜拜谒孔子故里……今年5月，胡锦涛主席也即将访问日本。

“在中日两国的交往历史上，文化是纽带，是一种深刻恒久的力量，双方都有一种默契和认同。”这是于丹与福田首相会面以及与普通日本人交流后的体会。她说，福田首相执政以后，对中国一直比较亲善友好，两国对于文化的认同是有默契的，“《论语》在这当中是一个文化符号”。

第80章　附录日本福田首相与于丹、孔健会见记录

时间：2008年1月30晚18:40—19:20地点：日本国首相府官邸接受会见人员：日本前新党主席、现自民党参议员：荒井广幸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日本巨龙新闻总编、SBI大学教授：孔健中国驻日使馆公使：孔铉佑公使秘书：王朝晖中华书局编辑：祝安顺福田首相（以下简称福田）：欢迎！欢迎！对不起，让大家久等了。

荒井广幸（以下简称荒井）：首相，让我先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中国国学演讲大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这位是我的伙伴孔子第七十五代直系孙、日本巨龙新闻总编孔健；这位不用介绍了，就是您熟悉的驻日使馆公使孔铉佑。

福田：欢迎，这是继去年访问中国后，今年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中国人，并且还和孔子有关，太荣幸了！

荒井：对不起，首相刚刚在国会接受了一天的辩论，疲劳之时，多有打扰。自去年我将中国最大搜索引擎“百度”引到日本，现在又在筹备滨海日中韩国际合作论坛和孔子日本文化周。这无不与孔子有关，今天带来特别的客人拜会您，并且是美女教授、以讲演《论语》闻名的于丹。

福田：热烈欢迎大家的到来！说起《论语》，对日本人来讲是最亲切的，因为我也是从小学习《论语》过来的人。

荒井：我也是《论语》的爱好者。十五年前，我跟这位孔健先生在福岛广播电台做了两年“周末论语”节目，每周日用一小时来讲解《论语》。去年5月11日，听说于丹访日，我就在东京见到她，说好让首相读她的《〈论语〉心得》，也是孔健给我引见的。

孔健：于丹的《〈论语〉心得》一书在中国发行了一千万册以上，有数亿听众听了她的演讲，是她又复活了孔子。因为我是孔家后人，就首先翻译了于教授的著作在日本出版。并且去年12月还陪同我的《论语》盟友荒井先生访问了山东。

福田：荒井也去山东啦？

荒井：是的，山东人说我是您的访问先遣部队，我也认了。应中国日照市市长杨军先生的邀请，我率日本工学院的负责人访问山东，在孔子文化大学讲演，并聘我为客座教授。在中国我也学着于丹那样讲的《论语》。

福田：那么，我应该向讲《论语》的人致敬！

孔健：首相，首先我来送您一幅我写的书法“道”字，请笑纳。

福田：这“道”字真不错，写得有力有神呀！这字出自“四书”吧。

孔健：是的，出自《中庸》，也就是于教授用在她书的扉页上孔子的一句话“道不远人”。

福田：谢谢你！对了，谢谢你去年在我访华前送来的《论语》，我读了，很受启发。我是读了孔子子孙翻译的《论语》之后，而去访问孔子家乡——曲阜。

于丹：那么，我先送给首相我的中、日文版书，中文版叫《〈论语〉心得》，日文版叫《论语力》，讲谈社出的。

福田：很好！很好！《论语》就是力量。这是于教授的字吗？

于丹：是的，“礼之用，和为贵”。“和”是和平、友好、和谐的意思。

荒井：这是今年北京奥运会用的口号。

于丹：奥运会一共有五句口号，另外四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德不孤，必有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都是《论语》里的话。

福田：日文版《论语力》设计很精美，这是于教授的那批畅销书吧？

孔健：这是由在中国中央电视台于教授的讲演内容编辑而成的。

于丹：福田首相，中国的百姓都认识您，都非常尊敬您，您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福田：是吗？那太好了！谢谢！

孔健：今天的这些书和写的字都是送给首相的。

福田：谢谢！孔先生一直住在日本吗？

孔健：是，一直在日本，不过，为中日交流每月来回跑。

福田：是吗？孔先生在日本，我们听您来讲《论语》就方便多了。应该在日本开个“孔子学堂”，会有很多学生的。

孔健：好的，我一定努力。

于丹：我这几天在电视里看到您非常繁忙，对您的形象已经非常熟悉、非常亲切了。您去年访问中国时，您的照片刊登在中国报纸上，中国的老百姓对您也很熟悉了。

福田：那我在中国比在日本还要有名了？

于丹：是的，中国人都知道您！

福田：于先生经常到日本来吗？

于丹：这是第二次。

福田：以后每个月来一次，我请您来，来给我们讲《论语》。

于丹：真的吗？首相允许的话，我下个月还会来。

福田：欢迎您常来常往。

于丹：谢谢您，我昨天还到您的母校——早稻田大学，在那里演讲《〈论语〉心得》，并拜会了白井学长。

福田：早稻田大学是我的母校，我也应该感谢您。

于丹：昨天在早稻田大学的阶梯教室，我可以用汉语讲《论语》，然后把要用的汉字写在黑板上，大家点头示意，非常亲切。

福田：因为汉字是我们相通的东西。那非常感谢您。

荒井：今年四月份，孔子学院将在早稻田大学开学，于丹教授是为了庆贺该学院开学的。

孔健：于丹教授是中国孔子学院的总顾问兼教授。

福田：在中国您在电视上讲解《论语》，为什么受到几亿人的欢迎呢？

于丹：我只是用一种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讲解《论语》。

福田：那么，现在中国正兴起《论语》热吧？

于丹：我想可能因为中国、日本知道《论语》的人都很多。我不过用了一个通俗易懂的方法说出来，让大家都能接受，所以一下子读《论语》的人就多起来了。

福田：那不就是您掀起了《论语》热潮吗？

于丹：应该说，2007年在中国叫《论语》年，也是世界和中国对儒学的关注超过以往的一年，这里面当然也有福田首相的功劳，因为您去年访华，并且访问山东去祭孔，这作为中国和日本之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举动呀！在您的影响下，这也让中国的老百姓更加重视孔子了。

荒井：于先生的著作在中国已经销售了1000万册以上。

福田：看来中国人口多，尊敬孔子的人也多，我真佩服。

于丹：我在日本这几天也很感动。我去了秋田、冲绳。在秋田的乡间遇到了教过40年《论语》的老师，接触到两个女孩子，她们都说在中学学过《论语》。

福田：在日本，最近也出版了不少有关《论语》的书，也可称《论语》热。日本人最爱读《论语》，用《论语》指导人生。

于丹：我在秋田造访一位眼科医院的院长，他拿出他收藏的《论语》，是30年代出版的，一直保存着，让我好感动。

福田：我也是那时代出生的人，我们这辈人在中学、高中都通过教科书学习过《论语》。中国现在学校里不教《论语》吗？

于丹：对，中国国内，这方面还是比较缺少的，希望以后还能够复兴起来。

福田：日本的学校从过去一直到今天专门设立《论语》的课程，我们没忘了孔子。

于丹：是的，我昨天晚上在幸福科学会堂讲演，从全国各地来了近千人。礼堂的上下两层，都坐满了人。我在黑板上写着、讲着《论语》，大家都聚精会神，听得非常认真。我就和在中国讲课一样的，让我非常非常感动。

福田：作为常识，每个人都应该学习《论语》，让她成为人生的哲学。

于丹：因为《论语》教我们如何做人、处事，所以才有用。

福田：日本人也讲道德呀，伦理呀，都是受儒教的影响啊。

孔健：那我今后也要向福田首相请教，日本人如何活学、活用《论语》的。

福田：有你这样一位孔子后裔在日本传播《论语》，我们学习中国古典就方便多了，有时间，我还要向你请教呢！

孔健：不，我应该向您求教！

荒井：今天，很巧，有两位孔姓的人在场。

福田：上次去孔府时，给我当向导的那位先生与您二位很像啊，是不是孔子的子孙都长得一样？

孔健：因为是孔子的基因所在吧！

福田：孔公使，这日中的事情还要靠你多努力呀！要知道，日中友好交流离不开孔子呀！

孔铉佑：我们共同努力吧！